重法治，行新法

严复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影响，具有重法治的倾向，认为只有懂得以法治国的人，才是“知治之要”。关于这个问题，严复曾借历史事例加以发挥：“朱博曰：‘太守不知经术，知有汉家三尺法而已。’至哉斯言，此汉明法吏之所以众也。王荆公变法欲士大夫读律，此与理财，皆为知治之要者。蜀党群起攻之，皆似是实非之谈。至今千年，犹蒙其害。”

基于这种观点，严复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认为这种思想只能导致“昌世少而乱世多”的结局。因为“人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君为圣明”者毕竟不多。这样，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没有保障。他认为，只有法律才是靠得住的，法律是保护国民人权和维持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无论国家、人民，“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因此，中国如欲富强而久安，就应该重视以法为治，建立一套上下咸遵，“一国人人必从”的完备法律制度。这就应该仿效和采用西法。

为了推行法治，严复建议仿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改变中国专制制度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之权皆操于皇帝一人之手的状况。严复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他进而指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古今于国事犯，无持平之狱。其结论是：“此专制之制所以百无一可者也。”

严复认为，为了改变几千年来压抑中国人民自由的专制主义的暴君统治，就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法律上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废除皇帝身兼“三大物”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严复主张首先应该使君权与民权分立。他指出：“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要指设议院，使其掌握立法权。他以西方国家为例来说明其优越性：“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这里，他指出了立法权独立的重要意义。

严复还主张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开，独立地进行审判。他指出：“所谓三权分立，而刑权之法廷无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然刑权所有事者，论断曲直，其罪于国家法典，所当何科，如是而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持平之狱，国民的利益才能受到保护。显然，这是他关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独立进行审判的说明。他认为西方这种审判制度优于中国的旧制，因为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之下，帝王、守宰“一人身而兼刑、宪、政三权”，分司不明确，容易发生流弊，难有持平之狱。

严复虽然主张法治，但又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对专任刑罚。他认为刑罚是统治者不得已而用的救济办法，它仅能起到一种特殊预防的作用。他指出，人之所以犯罪，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计短”，即不明事理，没有羞耻之心，归根到底是由于民智不开、民德不新的缘故。所以要防止犯罪，应当从教育入手，“急急于教育”，以开民智、新民德，使“细民知自重”，民知自重则耻于犯法，“其效深于以刑也”。

此外，严复主张采西法，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还包含有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司法主权的意图。他认为，“地之所在”即“法之所行”。世界上不论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到别国去，都应遵守该国的法律，如法国人到英国，就应该遵守英国的法律；唯独外国人到中国来，却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司法管辖，在中国领土上甚至出现“数十国之律令淆行其中”的怪现象。为了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除了进行法制建设以外，他还建议集合各国法学家，共同讨论，制定一个“专治来寓中土之外国人”的法律。设立专门处理涉外案件的机构，取消外国领事官在中国的“理刑之权”。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通过实地接触和翻译西方政治法学著作，形成了一套以“变法”和“法治”为中心的法律思想；在他的“法治”主张中，强调了自由和民主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意义，为西方政治法律观念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要探讨维新派的法律思想，是不能离开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