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命运和历史地位

以礼治、德治和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整体上表现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而与时代格格不入。

儒家的礼治思想，虽经孔子、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已不同于周礼的礼治，但毕竟带有“托古改制”的保守意味，对于急于夺取政治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来说，强调恪守等级名分的礼治，不啻是阻碍他们野心实现的樊篱，新兴统治集团需要打破世袭的等级特权，建立官僚等级特权，以维护其利益。他们并不根本地反对特权，而是要自己享有特权。但是当他们与旧的特权阶级进行政治争夺时，礼治思想就与他们的利益背道而驰了。这一矛盾也就是儒家礼治思想与时代的矛盾。

新兴统治集团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他们正是在加强剥削的基础上，凭其经济上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要求的，贪婪、残暴，是新兴统治集团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而儒家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较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和民心向背与维护统治的利害关系，因而提出省刑薄赋，反对聚敛等德治主张，这与新兴统治集团残暴、贪婪本性是矛盾的。鲁国的阳虎就明确地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反映了“仁”与“富”的尖锐对立。在春秋战国，“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治，成为历史发展的反动，这决定了儒家学说不行于时，孔子、孟子、荀子落寞寡合于世。

《论语》载：“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为仁由己”，并不困难，“未见力不足者”，但是，却没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者，“仁”与时代的格格不入由此可见。所以，孔子叹道：“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礼显然不合时宜，孔子非常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他自称“我待贾者也”，期有“沽之”者，并许愿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孔子一生中虽曾担任过鲁国的重要官职，但由于其主张与时代的矛盾，根本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反而很快丢掉了官职。最后，只能以创办私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其间曾率学生周游列国宣传政治主张，但均未得采用，时人讥讽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连子路也承认：“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继承孔子的孟子也有很大的志向。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非常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并许愿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而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但是在“尚力不尚德”的战国时代，他奢谈仁义的“仁政”未免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切实际，而终不为统治者采用。《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与梁惠王谈“王政”：“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生动地描绘出“王政”与统治者利益的矛盾。虽然孟子游于齐梁诸国，均被奉为上宾，但是统治者对他的主张，只是抱着一种“姑妄听之”的态度，一旦涉及切身利益，就不免“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终生未得志。

至于荀子，他思想丰富，学识渊博，被后世视为先秦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在当时的思想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讲学，“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是稷下的学术思想领袖。但他的政治主张，始终未得实践。其门人驳斥“孙卿不及孔子”时说：“孙卿迫于乱世，鰌（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充分表明了荀子政治主张悖于时而其人不得志的情况。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学出其门的韩非和李斯，背离儒门而主“法治”，其说大行于时，其人得志，与荀子反成对照。

总之，儒家法律思想与当时社会转型期这个特定时代的矛盾，是其说不行于时，其人不得志的根本原因。但儒家法律思想却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契合的，它的各种主要法律论点，经过改造，基本上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成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