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纲常伦理的批判

革命派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整个传统法制的批判，并不限于法律本身，而且追根溯源，深入到传统法制的根本——礼教上面。

他们首先指出，传统社会的“礼教”是后世人为制造出来的，是极为虚伪的东西。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不过是“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这种旧礼教旧道德，其实并非真道德而系伪道德。他们认为，道德有天然道德和人为道德之分：“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是真道德，人为之道德是伪道德。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是伪道德，而非真道德。

革命派痛恨旧礼教、旧道德，指出礼教使人丧失最高尚的自由平等资格，“耗人血、消人气，不至于死亡而不止”。它是比“猛兽盗贼”更为凶残、更为野蛮的吃人之道。专制者在伪道德的假面具下“等道德于刍狗，借权术为护符，横流所届，将恻隐廉耻之心荡然俱尽，人类之祸日益酷烈”。不仅如此，为了维护旧礼教、伪道德之尊严，统治者还将“道德与法律混而一之”，强迫人民接受。“出于礼则入于刑”，“礼教与刑法相为表里”，“其事苟为伪道德所非，即有峻法严刑以待其后”。因此，其惑民诬民，实在是甚于洪水猛兽。旧律“拘守不通之礼教”，乃其“最乖谬之处”，“最足为民害”之处。

针对旧礼教所鼓吹的“君为臣纲”，革命派指出，这是专制君主压制人民的工具。由于君主“自念威福权力，皆由强取豪夺而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才“不得不创尊君亲上之谬说”。至于官尊民卑，则因官吏“为君主所信任，奉君主之命令以治人民”，抵抗官吏，便被视为抵抗君主。官吏受君主之命治民，“故人民之生死予夺，悉握于官吏掌握之中。残民以逞，莫敢谁何……罗织无辜，流血成川”。因此，老百姓称他们为“破家县令，灭门知府”。

针对旧礼教的“父为子纲”，革命派认为父母有养育子女之恩，子女尽孝父母，乃理之当然。但是，法律根据礼教，规定尊长有命，卑幼不能违；甚至尊长杀卑幼，尊长亦不为罪，任凭父母凌虐子女，这就有背公理。他们坚决反对父母对子女专横：“当其幼时，不知导之以理，而动用权威，或詈或殴”，致使长大以后“卑鄙相习，残暴成性”；教以“崇拜祖先，信奉鬼神”，而使之丧失判别是非之能力；教以“敬长尊亲，习请安跪拜”而成奴性；婚姻唯听父母之所择，不能自由，因而造成人世间无数惨剧。

对于所谓“夫为妻纲”，革命派批之尤烈。他们指出：“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妇女“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妇女“襁褓未离，而‘三从’‘四德’之谬训，‘无才是德’之讏言，即聒于耳而浸淫于脑海，禁识字以绝学业，强婚姻以误终身，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干焉，限闺门之跬步而颓丧其精神焉，种种家庭教育，非贼形骸即锢知识”。与其如此而生还不如早夭为幸。出嫁后，强悍翁姑“禁遏自由之权力，且不逊于父母兄弟而尤过之”。丈夫于“闺房之内，俨然具有第二君王之威权”。因此，妇女出嫁等于进了第二重地狱。总之，在“三纲五常”的家族主义下，“妇女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

总之，革命派不但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进行了抨击，而且批判了整个传统法制及其背后的礼教，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大造了舆论。并且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实践其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