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文化

在鸦片战争之前，除了有英国的使臣觐见中国皇帝要求通商等官方交涉之外，还有一批来自民间的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一代传教，为以后的西学东渐做了一定的准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得中英两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被迫重新开放了国门而踏上了近代化之途。伴随着每一次中外战争，中国的开放程度都在加深，中国的民族危机都在加重，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也是愈演愈烈，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在中西文化愈来愈深的交流之中，中国也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的输入内容是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深度大致吻合的。根据梁启超的归纳，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也就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大致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所派遣的几千远征军在清政府长达几千公里的海疆纵横驰骋并且在最后还胁迫清政府在南京订立城下之盟。有一部分目光敏锐的士大夫开始感受到了这种时代变化的气息，如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在朝廷内部形成了所谓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刚开始限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后来发现军事工业不能离开民用工业而单独发展，就又开始学习外国的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民用工业。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主要在西方的物质文明，学习西方的原则就是张之洞所归纳的“中体西用”。洋务派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努力随着甲午一役北洋海军的覆灭而宣告失败。这个阶段就是梁任公所讲的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器物，即物质文明阶段。

早在甲午战前，就有一些思想家、政府驻外使节和来华外国人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王韬在《重民》一文中提到了西方的“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着重谈及了其议院制度。这种类似的思想由于当时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的。甲午战后，一些善于思考的中国人开始正视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方式方法以及学习范围的问题。那个时期的先进中国人认识到原来“西政”与“西艺”是连在一起的，离开了“西政”的“西艺”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西艺”，船再坚、炮再利，还要有人才，有相关的制度保证，不然仍旧是无济于事。所以，甲午之后，康梁的改良维新和孙黄的暴力革命相继登台。关于改良维新，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希望通过由皇帝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达到求富求强的目的。后是清廷主动进行的晚清新政。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晚清新政居于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的中心位置。晚清新政从制度层面引进了西方一系列和宪政相关的制度设置，如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变法修律等等。但因限于“中体西用”这个框架和难以理顺的晚清矛盾之网，包括满汉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坐大矛盾、财政问题等，革命运动遂成为不可遏止之事。革命运动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范畴，随着辛亥革命成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西方近代国家的一系列主要制度框架基本上得到移植，如主权之下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写入了宪法条文，自由发展的经济政策、新闻言论的自由等社会文化政策也逐步有了成文法律的保障。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二个阶段——制度阶段。

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从文本上学习了西方的制度文明，但国家依然一片黑暗，其黑暗程度和晚清相比，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类似袁世凯和宣统的先后复辟这些明目张胆的反动旋起旋灭，但专制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军阀混战不休，国家依旧贫穷衰弱，人民更是痛苦万分。我们学习西方制度文明所孜孜追求的国家富强、人民自由民主等东西在民初乱局中看不到希望。当此之时，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反思我们前此学习西方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经过求索，发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器物、制度原非孤立的，乃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不是单独学习其某个部分可以奏效的，因此，不学习西方则已，学习就要学习西方的整个文化。从日本等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创办刊物，明确主动承担文化启蒙的重任。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即科学和民主，倡导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否定传统道德权威。从美国归国的胡适更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以其实用主义的哲学主张来评估传统中国的一切。此后，中国人学习西方，不管是主张全盘西化、儒学复兴，还是选择欧美民主宪政之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中西文化的深层问题。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三个阶段——文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