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学派形成与学术创新(南宋—清代 1128—1820)·学术上的创新
从南宋到清代乾嘉年间的七百年内，中医学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创新。值得提出的有《本草纲目》的出版、人痘接种，王清任的人体解剖研究和舌诊的发展。特别是《本草纲目》问世和人痘接种，对世界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充分显示出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本草纲目》详见于中药学一章，此处从略。
1.人痘接种
中医文献中最早描述天花的是晋代的 《肘后备急方》。书中称之为“虏疮”，症状是“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皆戴白浆，随注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与天花的症状完全一致。
天花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据唐代《外台秘要》记载，“此疮从西域东流入海内”。自从在中国流行后，一些医家除治疗病人外，还积极探索预防天花的方法。据1727年出版的 《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近来种花(注：即种痘)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 (注：1567—1572)……姓氏失考……由此蔓延天下。”可见我国的人痘接种始于明代中叶。
古代医家还对种痘技术不断加以探索、改进。种痘方法由痘衣种法发展到痘浆种法，再由痘浆种法发展到鼻痘法，以后又对鼻痘法加以改进，从种时苗发展到种“种苗”，即发展到了采用减毒疫苗，使种痘安全可靠，达到了预防天花之目的，得到了官方及广大人民的信任与使用。清代的《张氏医通》中说：“种痘……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说明种痘范围已达全国各地。清康熙帝从官方角度大力提倡种痘。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而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种痘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由于康熙的提倡，使得种痘能在中国普及。
在十七世纪，人痘接种术传到国外。1652年左右传到了日本。康熙年间，俄罗斯派人来华学习种痘，以后又传到土耳其。1728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在土耳其给三岁的儿子种了人痘。三年后，他回到英国，又给五岁的女儿种了人痘。自此，种痘法传入欧洲、北非、印度等地。人痘接种传到英国之后，对于真纳发明牛痘接种有很大启发。真纳在八岁时，自己被接种过人痘。他在发明牛痘接种术前，也采用接种人痘来为人们预防天花。这表明接种人痘对他以后发明牛痘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当他于1796年发明牛痘时，人痘接种在中国已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
人痘接种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出现于牛痘之前，是预防天花的重要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导致后世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的问世。现在，人们已能通过免疫来控制许多传染病，减少或消除它们对人类的威胁。危害人们千年以上的天花，就是通过接种牛痘，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1979年10月26日从地球上绝迹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对我国的人痘接种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注：接种人痘)。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假如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由此可见，人痘接种是我国古代医家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不朽贡献。
2.王清任的人体解剖研究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有关于生理解剖的记载。如 《灵枢·经水篇》 中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可见古代的人们已经从事人体解剖。汉代也有人体解剖的记载。到了宋代，一些学者对受刑者进行人体解剖，并据解剖结果绘制图谱，对内脏的位置、形态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如吴简的《欧希范五脏图》及杨介的《存真图》，是我国最早的解剖图谱。王惟一铸针灸铜人，上列脏腑经络，是我国最早的人体模型。宋慈的《洗冤集录》记载了骨骼和胚胎发育的一些情况。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制与思想束缚，中医解剖长期停滞不前。早在南北朝时代，业已不准解剖尸体。到了清代，法律明文规定不得毁尸解剖。因此，通过人体解剖来了解人体内部脏腑等的构造，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就使得医家无法正确了解人体结构，阻碍了中医学的进步。
王清任(1768—1831)在长期行医的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的重要性，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发现古代医书中有关解剖的记载多有谬误，因而慨叹“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为了弄清人体内部的实况，更正古医书的错误，他整整考虑了十年，终于在三十岁(1797)游滦州时遇到了观察尸体内部的机会。当时正值传染病流行，小儿死亡甚多。当地在埋小儿时有不深埋的风俗，故各义冢有不少被狗咬过破腹露肠的尸体。王氏不避污秽，每天清晨去察看尸体。经狗咬食过的尸体，内脏往往残缺不全，他就采取各尸相互参看的办法，连续看了十天，从而了解到古医书中所绘的脏腑形图与事实相距甚远。他还去观察受刑处死的犯人及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终于绘成了 “亲见改正脏腑图”，以后载于1830年刊行的《医林改错》中。书中纠正了古人提出的肺中有二十四孔，肝为左三叶、右四叶，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已认识到脑的功能。古时心、脑不分，将思维的功能归于心。如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内经·灵兰秘典》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王氏在《医林改错》书中单设“脑髓说”一节，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肯定了人的思维器官是脑而不是心。
《医林改错》中有不少篇幅反映出王氏的革新思想。如“论痘非胎毒”一节中，他对古代医家认为天花的病源在于胎毒的观点提出异议。古书中说汉以前无出痘者，他质问说：“既云胎毒，汉以前人独非父母所生?”强有力地驳斥了胎毒的说法。又如古书说胎毒藏于骨髓，因惊恐跌仆，伤食感冒，触动而发，是病儿不小心而引起疾病。他就问：“伏思出花正盛时，非止一人出花。少则一方，多则数省。莫非数省之人，同时皆不小心?”他还根据种痘可以预防出痘的事实，提出“再见世上种痘之医，所种之痘，无论多少，无一不顺。若是胎毒，毒必有轻重。毒重者，痘必险，何以能无一不顺?”通过这些质问，痘属胎毒的说法自然不攻自破。
王氏为了追求真理，不满足于古书的记载，敢于疑古，毅然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通过实地观察及认真思考，终于绘成脏腑图和提出新的观点。他知道他的实证思想不容于当时的儒医，但还是本着实事求是，“不避后人罪我”的牺牲精神，出版了《医林改错》。书出之后，立即遭到攻击，甚至骂他是狂人、“教人于杀人场上学医道”、“在死尸中求学问”等。但是，他的工作促进了中医学在解剖、生理等方面的发展，他的敢于疑古的革新精神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给他予很高的评价。在这本著作中，梁氏对于清代的中医学，仅用“不具举”三字一笔带过，但却特别提出了王清任。书中说：“惟自一人，不可不特笔重记者，曰王清任……其著书曰《医林改错》……谓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充分肯定了王氏的革新思想。
3.舌诊
中医的舌诊起源很早。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舌病的记载。以后，在《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都有关于舌诊的论述，但在诊断中未处主要地位。到了元代，敖氏(名不详)总结了历代及当时的舌诊经验著成《金镜录》一书。内容为伤寒病的舌象，并绘有十二图。此书被当时的杜清碧发现后，颇为推崇。由于十二舌不能包括伤寒病的所有舌象，杜氏补充了二十四图，合为三十六图，并在图下列出治疗原则及方药。于1341年出版。现在看到的《敖氏金镜录》即为此本。明清时代，由于传染病的流行，舌诊得到普遍重视。舌诊专著不断出现。如明代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书中将杜清碧的三十六舌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五舌。内容虽然丰富，但过于繁琐。清代张登将书上的内容加以删削，去掉与伤寒无关的内容，加上他的父亲和自己的经验，共绘一百二十图，撰成《伤寒舌鉴》一书。此书列出对伤寒病人望舌的方法，分白、黄、灰、黑等八种舌苔，并附妊娠伤寒舌。除了对每种舌苔加以论述外，每个舌图均有说明，切合临床应用。以后，直到民国，若干舌诊书籍如 《舌胎统志》、《舌鉴辨正》、《辨舌指南》等相继问世。
除专著外，许多医书中也载有舌诊的内容。如《景岳全书》中有“舌色辨”一节，根据舌色，结合辨证来解释舌色变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石室秘录》中有“伤寒辨舌秘法”一卷，提出患伤寒后，无论夹湿耗津，轻重虚实，均可依据舌苔变化进行判断。叶桂的《温热论》中有十七条关于辨舌验证的条文，对于温热病的舌象，更有详尽的论述。根据叶氏的观点，在温病的诊断方面，舌诊有其独特的价值。病邪位于卫分、气分、营分还是血分，舌质、舌苔的变化常为重要依据。他说：“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就是根据舌色、舌苔来判断邪在气分还是在血分。因此，自明清以降，舌诊成为诊断疾病，特别是温病的重要手段。至今，中医在诊病时仍必须诊舌，借以获得诊断疾病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