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新法律

晚清所立新法，最初是为了规范因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后，则专力于为来日君主立宪所行的新律草案。新法律，有的在当时已实施，大部分则为草案。

1．商法的制定

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亦为传统法律之重要内容。它适应我国封闭的农业社会，行之两千余年。海禁开放后，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出，强烈刺激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早期改良主义者曾四处奔走呼喊，制定相应的商法，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清廷直至庚子以后才对社会的这种需求作出回应，在中央设置商部，管理全国之工商业，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下令制定商律。是年10月，《商人通例》（九条）、《公司例》（又称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条）由载振、伍廷芳编定，上报清廷批准后，定名《钦定大清商律》颁行。此后，又陆续制定颁布《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破产律》（六十九条）、《银行注册章程》（八条）、《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给照暂行章程》（二十条）、《运送章程》（五十六条）以及《铁路简明章程》、《奏定矿务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1906年，预备立宪之诏颁布后，又有系统的商法编纂，计有：《大清商律草案》，日本人志田钾太郎起草，宣统元年（1909）陆续脱稿，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海船律五编，一千零八条；《破产律草案》，宣统元年脱稿，日本人松冈义正起草，二百三十七条；《保险规则草案》，由商部起草，一百二十四条；《改订大清商律草案》，由商部据前《钦定大清商律》，参考各地商会特别是上海总商会呈报之《商会调查案》，于宣统二年完成，分总则、公司两编，三百六十七条。

2．诉讼法的制定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第一部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的立法例而单独成案的诉讼法典草案。该案由伍廷芳执笔，合刑民诉讼为一编，计五章二百六十条，附颁行例三条，于1906年完稿。伍廷芳是英国法学学者，且曾为香港法官，故该法采英美法系传统，特别强调律师制、陪审制、公开审判制等英美审判制度，被部院督抚大臣指为违背中国法律本旨。预备立宪宣布后，诉讼法仿大陆法系体例，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重新单独制定。宣统二年分别完成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凡六编十四章五百一十六条，《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凡四编二十一章八百条。1906年因官制改革，实行审判独立，由大理院与各级审判厅专掌审判。因而有《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颁布。1910年，颁布第一部法院组织法《法院编制法》，计十六章一百六十三条。

3．刑法的制定

1907年，聘日本人冈田朝太郎起草的《违警律》和《大清新刑律》完稿。《违警律》十章四十五条，于翌年颁布施行。刑法则引起长达六七年之久的激烈争论。该法体例上摒弃诸法合体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单行刑法典。在综合中西之异同，考校新旧之短长后，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改革：更定刑名，改笞、杖、徒、流、死为死刑、徒刑（有期、无期）、拘留、罚金；酌减死罪条目；死刑执行用绞，于特定场所密行；删除比附，引进罪刑法定制度；对少年犯进行感化。该法全典分二编五十三章四百一十一条，附《暂行章程》五条。1910年公布，预定立宪后实施。与刑事法相关，1908年聘日本人小河滋次郎起草监狱法，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脱稿。该草案分总则、分则两部分，计十四章二百四十一条。

4．民法的制定

《大清民律草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聘日本人松冈义正协助起草，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民法，斟酌各省民俗调查报告之表册，历时六年，于1911年完稿。全案凡五编三十七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

5．宪法的制定

晚清法律改革，没有制定正式宪法。但是，逼于国内宪政运动的压力，于1908年制定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该宪法性文件，共四部分，首列抄自日本，而又无日本宪法中限制天皇权力的《君上大权》十四条。君主权力漫无限制，与专制皇帝的权力无所区别。以下为：《附臣民权利义务》九条，《附议院要领》十一条，《附选举法要领》六条。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安抚人心，又快速颁布另一个宪法性文件——《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通称《十九信条》）。但并没有达到挽救王朝的目的，基本上谈不到施行。

晚清所进行的法律改革，是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变革，它是国家社会激烈变动所带来的法律变动。在国家、社会向近代推进的过程中，法律也不得不由古典向近代演进。因此，除上述主要法典的改革之外，尚有无数行政法规的制定，以及伴随法律改革而来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等等的繁盛。这次改革，发生在世纪之交，处在历史的临界点上。它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对后来的中国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