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爱”为主的法律观

面对日益颓败的世界，墨家一方面着重改变人的心态，祛除一些不良的想法和习惯，如“节葬”“节用”“非乐”的主张；另一方面加强社会的组织，试图重建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和是非准则，以此来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造就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因此，他们很重视“法”、“法仪”或“法度”的作用。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法”。这就如百工的“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样，否则将一事无成。所以《墨子·经上》说：“法，所若（顺）而然也。”一切都得顺法而行。因此，治理天下、国家当然更应该有法。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法呢？墨家认为必须“以天为法”和“莫若法天”。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天对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所以，“以天为法”就是以天的欲、恶来确定人们行为的准则。实质上，“以天为法”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但墨家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可以赏善罚恶的神和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因此，一切的权威都转化为宗教化的天，“天志”成了权利和正义的来源。显然，这在学说上有承袭和发挥商周神权法的痕迹。

为了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们提出了“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理论。他们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样混乱的形势，正是因为没有社会公权力出现，没有“壹同天下之义”造成的。为了人们都能过上一种相利相爱、和睦共处的生活，“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壹同天下之义”。天子已立，然后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

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能够上升为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就是要求全社会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所以正长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但与此同时，他们指出，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并不是这样，贵族王室根本不为人民着想，因此，虽有正长却与“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可见，墨家的尚同不在于肯定现实，而在于对贵族社会加以改造。在墨家的理论中，“天子”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国君者，国之仁人”，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律崇信，而是支持爱民的“兼君”，反对害民的“别君”。并且，进一步限制了君主立法权。要求立法时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兴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否则不得为法。

除了“尚同”以外，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诸侯国之所以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尚贤使能为政，不知尚贤之为政本。指出了当时贵族世袭制溃烂的症结所在，“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又非他人可学而能的，这就会使人民感到沮丧，而不肯努力为善。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无异于蔽贤路于当道，置庸才于官家，首先是君主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做法。指出，王公大人只有明白以尚贤使能为政，才能实现一个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的社会。实质上，墨家所反对的是贵族世袭制，抨击这种不平等的制度，认为人的贤与不贤，不取决于他的先天身份，而在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墨家要求平等的思想，要求人人在后天都应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天子、君主不应加以阻挡，反而应给以鼓励和支持。

根据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有智慧的人不必贵族出身，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强烈反对宗法礼治强调的身份观念，主张打破等级差别的思想，改变以往只凭个人的出身背景来赋官予爵，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要求以个人的能力来决定他的富贵穷通，试图通过平民阶层的崛起，给僵化的社会注入一点新鲜的血液，造成一个更趋于公平的社会。这一思想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平民阶层要求平等权利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先声。他们的“尚贤”主张，正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又不同于法家。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则从是否有功于耕战出发，一个强调社会性，一个强调政治性。所以，在打破贵族社会方面，墨家与法家有着血脉相连的联系。

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赏就起不到劝善的作用，罚也起不到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必须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同赏罚不当一样，不可能劝善阻暴。从而注意到了法律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法律必须与社会风俗、道德相适应，否则将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做到“尚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也就是反对徇私。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不但如此，墨家还提出了另一主张，即“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非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使赏罚迅速见效，并有利于充分了解下情，确实做到“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显然，在这里，墨家为了保持上下通情，不惜违背兼爱的原则，主张采取告密的方式，体现了墨家实用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