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法治方案

“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是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提出的口号。不管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北京政府，他的上述法治方案根本就无法实际操作。他的思想和方案不得不变。特别在代议制上，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自己也说过：“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议之制不适于中土；其后归国，竟噤口不言者，盖以众人所咻，契约已定，非一人而能改革。且国会再被解散，言之惧为北方官僚张目，故长此默尔而已。”

1911年12月1日，他刚回国，就发表宣言：“逮北廷既覆以后，建设真正共和政府，然后与议员以大权，未晚也。”请注意，他在这个宣言里使用“议员”两字，说明他已同意设议员。

1912年1月3日，他的《中华民国联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为民国设计的法治方案：

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惟置大总统，限制其权，以防民主专制之弊，宜与法之制度稍近。至行政官，除大总统外，不由人民选举。行政部应对议院负完全责任，不宜如美之极端分权。对于外藩，仍应行统属主义，俟言语生业同化后，得与本部政权平等。三权分立之说，现今颇成为各国定制，然吾国于三权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盖教育与他之行政，关系甚少，且教育宗旨定后，不宜常变，而任教授者，又须专门知识，故不应随内阁为进退。纠察院自大总统、议院以至齐民，皆能弹劾，故不宜任大总统随意更换。

民生问题，基本仍是前述置四法。此外，中国旧有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存者：

一、婚姻制度宜仍旧，惟早婚则应禁。其纳妾一事，于国民经济、个人行为，诸多妨害，如家产之不发达，行为之多乖谬，由此事耗费之者，十居七八焉。昔日官吏犹然，故将来应悬为禁令。如官吏议员今已有妾者，即应免职撤消。

二、家族制度宜仍旧。如均分支子、惩治恶逆、严科内乱，均不可改。惟死后继嗣，似宜禁断，生前养子者不禁。

三、中国本无国教，不应认何教为国教，虽许信教自由，然如白莲、无为等教，应由学部检定教理，方予公行。政教分离，中国旧俗，其僧侣及宣教师，不许入官，不得有选举权。

四、本国人在本国境内入外国籍者，虽不必照旧律谋叛惩治，仍应禁断。惟自来流寓在外者，不在此例，仍须削除国籍。如以后华侨再有入外籍者，非先由政府允许不可。

五、承认公民不依财产纳税多额，而以识字为标准，庶免文盲与选，而有智识之寒畯，反至向隅。

六、速谋语言统一，文字不得用拼音，妄效西文，而使人昧于其义也。

七、赌博启人侥幸心而妨害恒业，应严禁。其竞马斗牛等亦然。

八、在公共场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杂沓，大坏风纪，应由警察禁止。

1912年1月4日，他批评英、美、法宪政说：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议院之权过高，则受贿鬻言，莫可禁制；联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齐。臧吏遍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美之弊政，既如此矣；法人稍能统一，而根本过误，在一意主自由。……其政虽齐，无救于亡国灭种之兆。

他显然不理解西方国家的分权，更不理解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这种批评与孙中山对英美宪法的评价，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认为：“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君主立宪，本起于英，其后他国效之，形式虽同，中坚自异；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又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然今日人情偏党，省界亦深，政党未成，一人秉钧，其乡人又连茹而至，草创之初，诚无善术矣。法美两制，皆不适于中区。鄙意都察院必当特建，以处骨鲠之人，而监督行政、立法二部。至于考选黜陟，仍于总理之下，设局为宜。惟学校必当独立，其旁设教育会，专议学务，非与财政相关者，并不令议员容喙，庶几政学分涂，不以横舍为献谀之地。”他反复强调：“议员者，其实非民之代表也，不受僦费于民，而受月俸于政府，此特民选之议郎耳，犹官吏属也。”

1912年9月，他的《〈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辞》再次阐述说：“夫制大法者，当察于历史，不在法理悬谈；求民情者，当顺于编氓，不在豪家荡子。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满于代议。以为代议之制，满人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是时所痛心疾首者，盖在君主立宪。至于今，幸而小成，君主世及之制已移，独立宪未能拨去。末流狂醉，崇贵虚华，不悟外人所讥专制者，皆有神权贵族把握其间，以为国蠹，而中国唐、宋、明盛时，其专制固绝异是，比例悬殊，不得引以拟议。清之失政，在乎官常废弛，方镇秉权，则适与专制相反……矫清之弊，乃在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虽负虿尾之谤可也；若制宪法以为缘饰，选议员以为民仪，上者启拘文牵义之渐，下者开奔竞贿赂之门……然则议员之为民贼，而宪政之当粪除，于今可验，吾言亦甚信矣。……故余以为官制刑书，粲然布列，则宪法可以无作……宪法者出于国会，国会者决于多数，彼其自谋权利至矣，胡肯降心以相从哉！”继续反对议员宪法。

“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夫政党本为议院预备，而议院即为众恶之原”。“光复以来，号称平等，而得志者，惟在巨豪、无赖。人民无告，转甚于前，菇痛含辛，若在囹圄。”

以上即为章太炎民国成立时的法治方案。这个时期，他拥袁反孙，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是，他找错了对象。袁世凯是乱世枭雄，他最不喜欢的是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样的限制他都不能接受。革命大文豪章太炎让他做有名无实的大总统，显然是痴人说梦。袁世凯不仅要做集权大总统，要做终身专制总统，最后还要做洪宪皇帝。现实残酷，理想破灭。上当受骗的大文豪无路可走。愤怒之下，他毅然决然手执羽毛扇，大闹新华门。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好将他哄上车，送往龙泉寺，软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