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孟子》

孟子与《孟子》

1.孟子其人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山东邹阳(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春秋鲁国公族后裔。孟子三岁丧父,家境清贫,迁到偏僻的邹国。孟子一生的伟大成就,受益他母亲仉(音长)氏的良好教育。据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母仪篇》,孟母为更好地教育孟子,曾三迁其家,最后迁到一所学校附近,孟子就与学校的学生一起读书。一次,不到放学时间,孟子就回家,母亲很生气,剪断织布机上的布,并教育孟子,读书不能中途废断。孟子从此发愤读书,终成大业。《三字经》也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杵。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没有直接接受过孔子的教育,孟子自己也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孟子·离娄下》,第516页,以下引文同,只标篇章名。)他是私下向当时的优秀学者学习的。

孟子一生勤奋学习,立志效法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下》,第398页)他十分尊崇孔子,多次指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孟子立志做孔子之徒,继承弘扬儒家学说,抱有宏伟志向,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第435页), “我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偏激行为),放淫辞,以承三圣(夏禹,周公,孔子)者,且好辩哉,不得已也”(《滕文公下》,第475页)。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始称孟子为“亚圣”,不过不是官方的定论。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孟子主张施仁政、行仁义,但不得其时,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夏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2.关于《孟子》

《孟子》采取对话体,主人公就是孟子本人,他以对话、讨论、辩论等方式,阐述其学说思想,语言生动明快,论述清晰,观点明确突出,极具说服力。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哲学、经济、伦理道德、个人思想修养等。与先秦诸子学说一样,《孟子》一书,不纯粹是政治著作,其中一些哲学命题,如“万物皆备于我”、人性善论等,成了后来宋明理学的中心命题。孟子继承和发扬了《论语》的仁爱仁政等重要思想,但在唐以前,其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中唐韩愈极力推崇《孟子》和孟子,他说:“欲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北宋正式称《孟子》为“经”,这是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儒学被提至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孔子学派的嫡系传人——孟子的《孟子》被列为经书,自此,儒学之《诗经》《尚书》《论语》《公羊传》《谷羊传》《左传》《孝经》《尔雅》《易经》《周礼》《仪礼》《礼记》,加上《孟子》合称儒学十三经。北宋仁宗时刊刻的“嘉祐石经”就包括《孟子》一书。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称为“四书”,加以注释。元朝从仁宗时起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自此,孟子在儒家道统中仅次孔子的地位,正式确立。明代嘉靖年间,对孟子直称“亚圣”。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轻民贵”,认为诛暴君只不过是除掉独夫民贼不为弑君时,勃然大怒,认为他简直是犯上作乱,于是提出要取消其亚圣资格。除此以外,历史上没有人对孟子表示过怀疑。

《孟子》一书,不但内容丰富,论理深刻,而且千百年来与我们日常生活非常密切的许多名言成语,不少出自《孟子》。这些言语长期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今天读来仍感鲜活,经久不衰,如“幼而学”“壮而行”“事半功倍”“拔苗助长”“与人为善”“出尔反尔”“明察秋毫”“缘木求鱼”“与民同乐”“为富不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杯水车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至今仍广为流传,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