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自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把诚信作为立己待人的重要道德规范。古文中“信”字是一个“人”加上一个“言”，《说文解字》中说：“信，诚也，人言为信，会意字。”原本字义就是人言为信，引申为诚实的意思，代表人说话必须实实在在，不自欺更不欺人，才能让别人相信你。

信，是儒家传统伦理准则之一。孔子认为“信”是为人立身处世的基点。在《论语》中，信的含义有两种：一是信任，即取得别人的信任；二是对人讲信用。在《论语》其他篇章中如“子张”“阳货”“子路”等，都提到有关于“信”的道德。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怎样立身处世。就像大车没有（音同尼，大车车辕与横木相接的部位），小车没有（音同越，小车车辕与横木相接的部位）一样，它们靠什么行走呢？”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主张谨言慎行，不轻易允诺，不轻易表态，如果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如此威信也就降低了。

人无信则不立，古人为人诚实、恪守诺言的例子比比皆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关于诚信的文化。

言而有信

坚守“信用”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常态。季札是周代吴国国君的公子。有一次，季札因为要出使鲁国而经过了徐国，于是就顺道去拜访了徐君。季札是一位非常有气质涵养的君子，两人言谈之间，徐君的目光一直被季札腰间的一把佩剑给吸引住。

徐君心想季札的这把剑铸造得很有气魄，几颗宝石镶嵌其中，典丽又不失庄重。只有像季札这样的君子，才配得上这把剑。徐君虽然很喜欢这把佩剑，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是一直忍不住地朝着剑观望。季札知道徐君的心意，便在内心暗下决定，等到鲁国完成出使的使命之后，一定要再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君。

后来，等到季札从鲁国返回徐国的时候，才知道徐君已经过世了。季札难过地来到徐君的墓旁，把自己的那把佩剑挂在树上，并在心中默默地说着：“虽然您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内心那个承诺还在，今天将这把剑赠予您，也用这把剑向您道别。”季札对着墓碑躬身而拜，然后转身离去。

季札此举令随从非常疑惑，忍不住问他：“徐君都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挂在这里，又有何用呢？”季札说：“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我的内心对他曾经有过承诺，我从鲁国回来之后，一定要把剑送给他。作为一个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对方过世，就违背做人应有的诚信呢？”

季札内心暗下的一个决定，既没有人约束，也没有什么契约，却自我约束，履行承诺，真正做到了“有信于心”。正如宋代袁甫在其家训《袁氏世范》中所训诫的：“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谓之信也。”意思就是说，对别人承诺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少，一时一刻也不能改变，这就是信。

相反，人如果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轻视品德修养，那么人就容易出卖自己的良心，不择手段去换取利益。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人利己，失信于人，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春秋时期越国的漆商虞孚，与计然和范蠡同时代，他不甘于过贫苦的生活，看到朋友们经商致富，他也跃跃欲试。他首先找到计然，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计然对虞孚说：“现在漆的销路很好，你为什么不种些漆树，采漆、卖漆呢？”虞孚听了十分高兴，就向计然请教种漆树的技术，计然有问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后，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终于开垦出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漆树园。

三年之后，漆树长成了，虞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如果能割数百斛的漆，就可以赚很多钱。他准备将所割得的漆运到吴国去卖。正在此时，他的妻兄来看他，对虞孚说：“我常到吴国去经商，知道在吴国怎样销售漆，搞好了，可以获得数倍的利钱哪！”

虞孚急于发财，一再询问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说：“漆在吴国是畅销货，我看到不少卖漆的人都煮漆树叶，用煮出来的漆叶膏和漆混在一起卖，这样可以获得加倍的利润，而吴国人也发现不了。”虞孚听了，来了劲头，连夜取漆叶煮成漆叶膏，和漆一起运往吴国。

当时由于吴、越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互不通商，漆在吴国确实十分难得。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虞孚来卖漆，都兴奋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还为他安排好了食宿。在住地，吴国的漆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讲好价钱，贴好封条，约定次日交钱取货。

等到漆贩子们一离开，虞孚便开启封条，连夜将漆叶煮的膏子混入上好的漆中。不想由于手忙脚乱，留下一些痕迹。次日漆贩子如约而来，发现漆瓮上的封条有启动过的痕迹，便产生了怀疑，找了个借口，当时并没有成交，说是过几天再来。

虞孚在旅馆里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吴国的漆贩子再露面。时间一长，掺了漆叶膏子的漆都变了质。结果，虞孚一两漆也没有卖成，连上好的漆也赔了进去。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以后，都批评他说：“商人做买卖要诚信，商品质量是不能骗人的，今天你落到这个田地，谁又会可怜你呢？”

虞孚背信弃义，不守诚信，最后因穷困潦倒而客死他乡。

民无信不立

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应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那么国家迟早要灭亡。”

当政者要致力于三件最基础的事业，足食、足兵和让臣民信任。但是如果臣民对当政者不信任，那么国家政事各方面，就很难推展开来，国内可能会内乱，无法稳固，这时候也别奢望能足食、足兵了。可见足兵、足食是建立在臣民信任当政者的基础上的，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信任，也不可能交往，更不会建立起互动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合作事业。以史为鉴，秦朝“弃礼义而上首功”，形势逆转，没有征战的对象后，也就失去兵士对它的信任而很快内乱覆灭。当政者行仁政，取信于民，广施德泽，必受人民爱戴，天下太平，丰衣足食。

所以当政者只有以德服人，取信于民，让百姓心悦诚服，社会才能稳定和发展。当政者应当谨慎体察民意向背，作为施政参考，不能违背诚信原则。“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古代明君他们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所以很能接受臣下的谏言，唐太宗就是一位讲求诚信、勤政爱民的仁君。

唐太宗从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大计出发，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开诚相见，才能治理好国家。唐太宗认为，隋炀帝猜忌群臣，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诚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赢得了臣下感恩图报、竭尽忠心。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书，请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对此事很重视，亲自召见上书人，当面对他说：“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贤良之人，你知道谁是奸臣？”上书人说：“我居住在民间，不知道谁是奸臣。但我有一条妙计，请陛下试一试，一定能让奸臣露出原形。”太宗问他是什么妙计，那人回答说：“陛下与群臣讨论国家大事时，故意坚持一种错误意见，并乘机大发雷霆。这时那些不畏龙颜震怒，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正谏，不怕斧钺之诛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惧陛下的威严，只顾身家性命，依顺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听了不以为然，对此人说道：“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发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浑浊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诈之计，怎能使臣民正直、诚信呢？魏武帝曹操机警过人，多用诡计，我看不起他的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去做，如何再去指责别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义正词严地对献计之人说：“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以忠诚之心治国，决不搞歪门邪道。你的计策虽妙，但对我毫无用处，我决不采纳使用。”那人听了满面羞惭，赶紧下殿，仓惶出宫而去。

但后来，唐太宗自己却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贞观初年，一些官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百姓怨声载道。唐太宗为此痛心疾首，决定杀一儆百，惩治腐败之风。但苦于一时找不到人犯，也抓不到罪证。太宗灵机一动，便暗中派身边一人，拿着财物去“行贿”。有一个看守宫门的小官不知是计，受绢一匹，私自开门放行。太宗抓住此人，立即要处他死刑。

户部尚书裴矩得知此事后极力谏阻唐太宗，他说：“此人收受贿赂，确实该斩。但陛下曾反对用诈术去清除奸臣，臣等至今记忆犹新。现在陛下设圈套，故意派人行贿，陷此人于死罪，这不同样是用诈术吗？这样治罪他人，恐怕不是陛下的初衷吧？也不符合以道德治国、以礼仪教人、以诚信待人的准则。”

太宗听了裴矩的话极为高兴，表示反省，赦免了那个小官的死罪，并将此事通报五品以上的京官。下诏表彰裴矩据理力争的精神，希望群臣效仿。

诚信的呼唤

古人做生意都说“童叟无欺，真不二价”，互相之间答应什么事情常常一言而决，成为君子协定。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刻，在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诚信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现代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唯恐合同条款订得不周密，被对方钻空子，请律师来仔细审核合同，甚至要去做抵押、做公证等，这都是由于信任不足带来的成本。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怕买到假货，生怕买到什么过期、有毒的食物或药品。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互相设防，怕被别人欺骗，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十分紧张。

经济发展需要诚信，社会呼唤诚信。有人会说，如果大家都说假话，但是我坚持守信用，那就一定会被别人骗，这年头，老实人吃亏。但也正是因为人人都这么想，人人都比着看谁精明，甚至有些人相互骗来骗去，才使得世风日下，人人自危。如果人人都能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社会风气就不一样了。

诚信是立人处世之本，是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坚守诚信，常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提高社会道德水准。这是社会进步的呼唤，也是美好心灵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