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秦汉时期岭南文化的演变·秦汉时期岭南文化的演变
(1) 秦始皇进军岭南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六国中仅剩齐国，亦早已精疲力竭，岌岌可危。秦始皇决定乘大军占据楚国，兵临五岭之利，下达了“南征百越之君”的命令，委派尉屠雎率领大军向岭南进发。《淮南子·人间训》对这次秦军入岭南的战争，有较详细的描述：秦始皇因想得到岭南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珍宝财富便派尉屠雎率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岭南。秦国装备精良的胜利之师，在激烈的战斗中，将士们三年都没有解下兵甲、放松弓弩。为了及时输送武器粮食，又派史禄组织大批劳工和士卒开凿灵渠，沟通湘江、漓水。在征战中，秦军虽然杀死了西呕的君主译吁宋，但越人却没有投降屈服。他们潜入深山密林之中，与禽兽相处，推选出一批勇武善战的人作首领，运用夜袭战术，终于大败秦军，杀死尉屠雎，令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军第一次进攻岭南竟以失败告终，南越族人充分显示了勇武不屈而又善战的精神。
秦始皇接着又派任嚣、赵佗为将帅，统率五万楼船水师重进岭南。任嚣、赵佗吸取了尉屠雎的失败教训，采用征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兵分三路从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进入岭南，却以水师为主力，从浈水顺流而下，直捣岭南心脏番禺(今广州);另一方面又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每占一地即筑城守险，对越人实行安抚策略，不轻易杀人，而且让士卒尽可能帮助南越族人从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终于比较顺利地取得了统一岭南的军事胜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今广东省大部分)、象郡(今广东省西南部、海南省及广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桂林郡(广东西部和广西大部)。当时，以南海郡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最高，因而秦始皇特地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郡治就设在番禺;任命赵佗为龙川县令(当时南海郡下设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
从此，岭南纳入秦王朝封建大国的行政建制，结束了奴隶制社会的历史阶段，开始了封建社会时期岭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融汇整合的历史过程。
(2) 秦统一岭南的深远意义
秦统一岭南，是历史上我国第一个中央政权开发岭南的开始。从文化意义上说，应该是岭南文化由原生型向再生型转化的一个新的起点。秦王朝派驻岭南各郡的主管官员大都能尽忠职守，在开发建设岭南的过程中颇有建树，为改变岭南的落后面貌打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为稳定局势，开发岭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岭南的军队长期驻守岭南外，还下令将数十万亡人、赘婿、贾人等所谓的“罪犯”发配到岭南，与越共处。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岭南的人口和开发建设所需的劳动力、技术工匠，而且大大改变了岭南人口的构成结构，提高了岭南人的文化素质。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为使驻军能在岭南安居，曾经作了一件颇有意思的好事。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曾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所谓“衣补”，就是配给未婚士卒为妻。岭南因此而平添了一万五千个由中原华夏族人组成的新家庭，这对于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岭南地区，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被发配到岭南的数十万罪犯，其实大多数都是并无重罪的无辜者。所谓“亡人”，即逃亡者，其中便有被秦灭亡后的六国贵族、官吏及其家属亲人等，更多的是为逃避、反抗秦始皇暴政的平民;“赘婿”就是到女家上门为夫婿的男丁，“贾人”就是商人。按秦朝法例，这些人都是违反法令的罪犯。其中商人们还要株连全家及不再从商的子孙后代。这样的“罪犯”，有过去六国的出色的政治家和官吏，有饱学之士，有善于经商贸易的商贾，还有大批掌握先进农耕技术的农民和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多数人都受过周朝以来的礼乐教化，文化素质较高，这就为岭南提供了大批农业、手工业、办学启蒙等等方面急需的人才。这样的“罪犯”更为岭南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丰富多彩的中原华夏雅、俗文化，在有形无形之中，陶冶了南越族人。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碰撞、交融、重构也由此而展开。
先秦时期，南越族人绝大多数仍以氏族部落为群，散居在密林高山之间，互不相属，各自为政，战争不息，缺乏完整的制度文化。秦王朝在岭南强制性地实行郡县制，把散漫无序的南越族人改变成郡县编民，标志着南越族人混乱松散的社会生活从此结束，这无疑对岭南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提供了有力的社会运作机制。
五岭的险峻，造成岭南与中原地区交通不便、货运不通、人际交往困难。秦始皇在统一岭南之初，便下令驻军及发配岭南的数十万徙民在五岭多处河谷地带修筑了数条全国统一规格标准的“驰道”(当时称为“新道”)，辟建了横浦、湟溪、阳山、洭浦等重要关隘、城堡等等，使南北险阻之地得以畅通无阻，使岭南地区能获得大量奇缺的农业，手工业铁器工具，大大改善和提高了落后的农耕状况，为岭南的农耕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岭南与中原天险阻隔状态的改善，使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文化交流、互补、相融的进度加快，更有利于岭南文化向再生型的转变。尤其是岭南开发较早，人口较稠密、经济较发展的南海郡，更因此而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最先繁荣发展的地区，番禺(今广州)的中心地位，也由此而确立。
秦的暴政，使秦始皇的万世王朝美梦很快就破碎了，因此，秦王朝对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既来不及切实而全面施行，更未能显示出明显的效果，但却是岭南文化新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其意义是深远的。
(3) 赵佗与南越王国
赵佗的南越王国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建立，至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被汉王朝大军征灭，共存在了95年。其中赵佗执政70年，(公元前206—前137)，是岭南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的时期，也是岭南文化从原生型向再生型转化过程中一个良好的开端。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后，只做了12年的“始皇帝”便留下他的千秋功罪死去了，他梦想建立的“万世王朝”也在三年后(公元前207)土崩瓦解。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在秦亡汉立的大变动中，乘时而起，建立了南越王国。
据《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有关史籍记述：赵佗是河北真定人(今河北省正定县)。秦二世时，南海郡尉任嚣病危，自知将要离开人世，便命人把任南海郡龙川县令的赵佗请来，向赵佗分析了中原群雄并起反秦争霸的局势，并指出南海郡“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而且有大批中原人相助，是另立一国的理想之地。建议赵佗不要失去自立为王的机会。任嚣最后亲手写了任命赵佗代行南海郡尉职务的文书，交给了赵佗。任嚣死后，赵佗果然不负所托。他迅速派遣亲信，关闭了几处南北通道的关隘，对内先后运用秦朝法律诛杀了一批依然忠于秦王朝的官吏，将自己的亲信安置各个空缺;对外用武力攻占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206年，正当刘邦登上皇帝宝座，改元为汉的时候，赵佗也宣告成立南越王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王国以番禺为王都。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王权初期最早出现的独立王国。
刘邦鉴于中原经历多年战乱、汉朝初立，局势未稳、百废待兴，人民更亟需休养生息，决定承认赵佗的南越王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刘邦特派陆贾到岭南见赵佗，正式下诏封赵佗为南越武王，划定北部边界与长沙接境，并要求赵佗必须和辑百越，不要成为汉朝南疆边境的祸害。赵佗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号和实为外诸侯的地位，表示愿意臣服汉朝。事后，赵佗开通了北边关隘通道，恢复边境贸易。汉王朝特准向南越王国供应铁器农耕工具及牛马羊等物资。南越国也不定期向汉皇帝朝拜，缴纳驯象、能言鸟(鹦鹉)、珍宝等贡品。
刘邦的和平安抚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可免去用兵之累，使岭南局势稳定，汉越人民和睦相处，边境贸易繁荣，确是明智之举。刘邦对赵佗治理南越国的成就也很满意，赞扬说：正值天下扰攘纷乱之时，赵佗却把南海郡治理得很有文理。使移居岭南的中原人没有耗减，越人互相攻战的恶俗也日渐停止，都是赵佗的功劳吧。可惜刘邦死后，其妻吕后当政，听信了某些缺乏远见的官吏“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的错误主张，违背了汉高祖刘邦与赵佗订立的协议，禁止汉朝商人向南越国供应铁器和马牛羊等重要物资，进而下令断绝边境贸易。赵佗于是趁机自立为帝，由被汉高祖赐封的南越国武王，变成了与汉天子分庭抗礼的南越王国天子——武帝。又发兵攻陷长沙边境数县，屯大军于边境，威胁着汉朝的南疆安危。吕后委派隆虑侯周灶率大军征讨，又适逢酷暑潮湿的气候，士卒都得了病，无法越过五岭作战，只好无功而返。赵佗则以军力扬威边境，用财物贿服闽越、西瓯、骆越等，极力扩展疆土，东西长达万余里，并以天子的身分，发号施令。吕后的禁制政策，换来的竟是一个叛逆而强大的敌人，这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
公元前179年，在吕后死后继位的汉文帝刘恒，决定对南越王国实行安抚政策。他一方面派人到赵佗的家乡，安置他的族兄弟，或为官，或赐厚礼，又修整赵佗父母的坟墓，指定专职守墓人，按时举行祭祀;另一方面，又派曾在汉高祖时出使南越的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再次出使南越，并让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交给赵佗。陆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赵佗终于取消了帝制，发誓终身臣服汉天子，永不反叛称帝。赵佗为表明永不叛汉的忠诚，特地兴建了一座朝汉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必定登台朝北遥拜汉家皇帝。据专家考证，现今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岡山上，当年朝汉台的遗址还依稀可辨。这段“赵佗归汉”的故事，也成为岭南人的千古美谈。
赵佗在南越王国做了70年的国王，政绩卓著，对岭南文化的转型，功不可没。概括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郡县制，使原来互不统属的部落居民逐渐转变为南越王国的编户编民，活跃了社会群体生活，加强了开发岭南的整体力量，加速了岭南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赵佗是由秦王朝派往岭南的中原将领，进入岭南后被任命为龙川县令时，便已按照秦制在龙川积极推行郡县制，且颇有成效，为任嚣所赏识。成为南越国王后，赵佗很快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号，臣服于汉，而刘邦基本上是遵循秦朝郡县制的，即所谓“汉循秦制”。赵佗既然自愿成为汉王朝的外诸侯，自然也在自己的王国内遵从汉制。事实上，南越王国内各级行政官吏及建制的设置、官称、职责等等，都和汉朝所辖郡县相同;作为一个王国，其规模、等级、规格、官制、权限等等，也都一如汉王朝的同姓、异姓王国(内诸侯)。汉朝实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规章礼制，赵佗也尽可能照办。汉高祖为了倡导尊老敬老的风气，曾下诏规定：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得到以皇帝名义赐杖的殊荣，并从此定为制度。赵佗的南越王国也制定了以南越国王名义给老人赐杖的制度。
赵佗为反抗吕后而兼并了闽越、西瓯、骆越，把地域扩大至福建东部和广西西南部，将南海郡以外的岭南人全都纳入了郡县编民之内，在当时更起到了汉朝难以做到的和集百越、团结教化的作用。这就为岭南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的不断改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制订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保证了汉越民族在和睦共处中的相交相融，并大大地提高了岭南土著民族的文化素质，对华夏、南越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营造了适当的环境氛围。
赵佗虽是中原华夏族人，但似无歧视南越族人的民族偏见。从进军岭南之初，他就和任嚣一起，注意和集百越，对被征服的南越族人采取友善的安抚政策。正因为这样，赵佗才能在秦末天下扰攘、任嚣病死的严峻时刻，振臂一呼而得到中原人和南越族人的支持，封关拥兵，攻取桂林、象两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王国。在自立为南越武王期间，赵佗比较尊重南越族人的风俗习惯，带头尽量按南越习俗生活和处理政事。他自称“蛮夷大长”，改穿越装，“弃冠带”，“发魋箕倨”(梳着高髻，叉开两腿蹲坐)，不以为卑贱。赵佗还带头娶立越族女子为妃，鼓励中原华夏族人与南越族人互相通婚。这在当时，确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大胆而开明的措施。也许赵佗并未意识到，这项决策大大加速了华夏、南越两族的融合过程，为两晋大批中原移民进入岭南，与土著民族通婚，开创了先例。
赵佗还积极办学，鼓励南越族人识字读书，注意培养提拔任用南越族人参与政权管理，担任各级官员。赵佗还在征服象郡骆人安阳王后大胆地任命安阳王的两位使典负责主持交阯、九真两地的大政。
赵佗开明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尊重南越民族的生活习俗，不用严刑峻法，不强求一律，以灵活、宽松、引导为主，因而能促进岭南社会安定，“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汉书·高帝纪》)。
三是南越族人力求进步，勇于接受中原华夏族人和汉王朝先进文化的意识不断加强，加速了走向封建文明的进程。赵佗除了与汉王朝缔结友好共处、互通贸易的协议，保证南越急需的铁农具、工具，耕牛等生产资料供应外，还建立了冶铁、制铁等手工业，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逐渐改变“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从上到下，逐步推行汉王朝的礼乐典章，推广汉文字等等有利于提高南越族人文化素质的系列措施。在长达近百年的南越国时期，华夏先进文化，从物质到精神，逐渐渗透到南越族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种移风易俗，向华夏文化认同的明显效果。迄今为止，在广州发掘的南越国时期的古墓中，还未现有南越族人单独埋葬的墓地，全都是按不同等级地位的华夏南越两族人共葬的墓群。所有的陪葬物，也都是华夏、南越两式兼有。
令人欢欣鼓舞的是，1983年6月，在广州旧城大北门的象冈，发现了赵佗的继位者(孙子)南越文王赵昧的墓葬。墓葬未经盗掘或破坏，因而较完整地为我们提供了南越国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实况。从墓室的结构和全部陪葬物来考察，可以证实：南越王国时期，仍然保持了较为浓郁的南越文化特色，但却又明显地表现了华夏文化的主格调。
南越文王墓，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汉代石室墓。墓室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除南越文王赵昧主墓室外，另有六间殉葬人、陪葬物的墓室。赵昧朽骨大致完好，外罩一套丝缀玉衣，腰间挂着几把铁剑，头上有一金钩玉饰，胸前有一串金玉珠串。玉衣上下左右铺盖着数十块直径约30厘米的大玉璧。在骸骨周围还有8枚金、玉、象牙印章，其中有一枚是巨大的龙钮金印，上有阴刻篆文“文帝行玺”;另一枚刻有“赵昧”二字的玉印，清楚地说明了墓主人的身分。在其余六个墓室中清理出金银、玉石、象牙、青铜、铁、陶等礼、乐、酒器及用器、食器、竹木器、漆器、丝织品等共1000多件。其中包括铜编钟、石编磬等完整的乐器。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汉高祖时便已明令禁止的人殉恶俗，在南越王国内却依然保留着。在墓室内竟发现了身分分别为妃嫔、御厨、宫女、隶役等共七具骸骨，无疑都是残酷的陪葬制的牺牲者。
在国内的一些王侯古墓中，曾发现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南越文王墓中的丝缀玉衣还是首次发现。与墓内大量丝织品相联系，可见当时岭南地区丝织业已颇发达，但仍属名贵之物，所以国王死后穿的玉衣才会用丝将玉片连缀而成。从大量的礼、乐、酒器和印章分析，当时岭南上层统治阶级已相当汉化，但陪葬制的保留，又表明岭南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从各种器物工艺的精细看，岭南地区的工艺水平和手工业均已达到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
可能当时岭南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与水平，仍只有在统治阶级上层中才能反映出来，然而南越文王墓中的一切，毕竟是人民的伟大创造。为让全国有更多的人了解南越王国时期的绚烂文化，也为了使这座墓葬的无价之宝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广州市政府拨出了专款，于1988年在墓葬原址建成了南越王墓博物馆，公开对外开放，使广州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南方文化名城更富魅力。
(4) 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的文化意义
赵佗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糜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奋发有为、刻苦自励的精神，换来了南越王国长时期的繁荣和安定，创造了岭南光彩夺目的文化景观。但自他死后，南越王国却后继无人。先由平庸懦弱的孙子赵昧继位为文王，在位只有十几年;赵昧死后，其子赵婴齐(明王)继位，却连守成也做不到。赵婴齐原是赵昧在位时送至汉武帝身边的人质(这是西汉时期，皇帝制约诸侯的一种制度)，登上王位后，很快就沉迷于奢豪放荡的糜烂生活而早死(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由华夏裔妻所生长子赵兴继位，却因此而爆发了以越族权贵吕嘉集团阴谋策划的武装夺权叛乱，汉武帝因此派遣大军入越，迅速平定叛乱，取缔南越王国。公元前111年，南越王国灭亡。汉武帝将岭南地区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岭南在脱离汉王朝的直接管治95年后，终于回归。
岭南回归汉王朝，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南越国的建立，实际上是在秦统一岭南后的一次分裂现象。刘邦容许赵佗称王，是在当时形势下的权宜之计。虽说赵佗承认汉王朝的统治权威，以外诸侯自居，但南越国毕竟不是汉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只要不反叛汉王朝，不制造边患，且能按规定恭行朝贡之礼，汉王朝是不太过问南越国政务大事的。南越国的兴衰强弱，主要看南越国统治者的治理和决策是否有效。岭南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华夏文化。社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落后，人的文化素质低，加上地理上封闭的劣势，要独立地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困难的。汉王朝虽然可以支持帮助岭南经济、文化的建设发展，但又是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使赵佗感到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威胁。如吕后专政时期对岭南的物资禁运，赵佗的反应便极为敏感激烈。在事实上也给岭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很大打击。
南越虽有优良海港和较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拥有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定优势，但单靠岭南一地，无论资源、市场、人才，都显得极为不足，难以有大的发展。南越发展农业急需的铁器奇缺，早期只能依靠汉王朝的供应，但是远远不够，还必需辗转从贵州、四川经水路运入补充;后期虽发现了一些铁矿，建立了自己的冶铁、制铁手工业，但规模和数量都难满足大规模改变“火耕水耨”的需要。
赵佗虽然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且颇有成效。但南越族人长期独立特行的封闭排外意识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改造、消亡;秦初屠雎大军征战岭南的惨烈情景，还深深印在南越人心中;秦始皇发配岭南的数十万中原人，本是满怀恐惧、被迫进入岭南的，自不免带有几分勉强和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见。加上在赵佗时便已官居相位的越族贵族吕嘉，在南越文王赵昧以后的几代国王时期，都继续担任丞相高位，造成南越上层贵族集团权力的坐大，最终导致南越王国的覆亡。说明当时民族和睦共处的关系，尚缺乏水到渠成的基础和条件。
岭南回归汉王朝的时候，正是西汉经历“文景之治”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位之时。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两大特点和成就。一是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经学，成为实现、保持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核心，为在以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导精神作了开创性的决策。二是增强国力，开拓疆土，开辟和发展对外关系。汉武帝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讨百越、服西南夷、通西域，开辟了从西安经新疆(古西域)直通西亚和罗马的西北丝绸之路，使汉王朝威名远播，华夏族也自此而被中外公认为汉族(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因此，岭南回归汉王朝，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制度文化方面，岭南开设九郡，使秦在岭南草创的郡县制，得以稳定下来，日趋健全，延续2000多年，可说是功始于秦而成于汉，从而保证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再生文化的实现和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王朝得以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设置太学机构，以灌输和传播儒文化。不少岭南人因此而接受儒文化的教化薰陶，逐渐培育了以封建王权正统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也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人才。据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介绍，如番禺人邓宓、浈阳人何丹，便是有史记载的西汉时代“在当地举秀才，任官职”的岭南人。延至东汉，不仅官学早已在岭南扎下了深根，而且私学也已开始兴办。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人语》便极力称赞东汉建安初年任交阯太守的士兄弟四人“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百蛮震服”。汉王朝委派至岭南的各级行政官员，也积极向岭南平民灌输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有效地改变着岭南“风俗脆薄”，“不识学义，不闲典训”的落后状态(《后汉书》：《循吏列传》《栾巴列传》)。
在物质文化方面，发展也很迅速。
在农业上，汉武帝时便已在刚设郡的岭南建立了盐铁专卖机构，保证了中原、荆楚、巴蜀等地的铁器农具源源不断地输入岭南，使岭南耕地面积得以不断扩大，耕作技术大大改进。其中番禺地区，除大量使用耕牛和铁制农具外，已有了一些水利排灌设施。水稻生产更由原来的一年一熟，改进为两熟。经济作物如糖蔗、水果等，品种和数量都有较大发展，其中龙眼、荔枝等岭南特有水果，还成为指定的贡品。岭南的以水稻为主、兼营多种经济作物的多元农业文化只有在回归汉王朝后，才能形成。
在商贸上，岭南向来都较为活跃，但由于僻处南疆的封闭格局而大受限制。自从再次成为汉王朝统一大国的行政区域后，南北交通畅顺，商贸活动的优势因而迅速显示。还是在汉武帝时代，全国十九个大城市和九个商贸大都会中，番禺便是其中之一。《汉书·地理志》便特别提到：岭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已经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中外商贾云集，逐利求富者中曾有“南走越，北走胡”的说法。早期发展起来的口岸城市徐闻和合浦，不仅流行着“欲拔贫，诣徐闻”的商人口头语，为中原商人所乐于前往的发财致富的宝地，而且成为汉武帝多次组织大型商船队出海越洋，实现商贸交易、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出海口。只有汉王朝成为岭南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在迅速跃升为海内外商品集散中心的番禺，设置黄门译长，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只有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和国力强大的汉王朝，才能组织庞大的商船队，从徐闻合浦出发，渡南海，直达印度、斯里兰卡的黄支、已不程等七个海国，实现有史以来我国最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岭南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有可能开辟。岭南文化中的开拓性、务实性、重商性和兼得海外文化精华的优势也自此而迈开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综观回归汉王朝后的岭南文化，因纳入了强大的封建专制的大一统轨道，得以依托根深叶茂的汉文化支撑，开始形成岭南文化早期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务实性、重商性的主要优势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