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及钟吕金丹之学

中国道教到了唐宋两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外部原因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这时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唐宋两代的许多帝王崇信道教，对道教进行了大力的扶植;从道教本身的原因讲，道教在同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共荣与交流中，吸收了更多的儒、佛的成分，融入进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达到成熟阶段。同时，由于主要依靠炼制服食仙药以求长生的外丹，屡屡不见成效，中毒身死的事件不断发生，以人体本身进行修炼的内丹，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内丹家和内丹著述。中国道教的气功养生学由此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医学、乃至人类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一直传至今日。

这一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及代表人物有司马承祯、施肩吾、杜光庭、陈抟、张伯端等。

司马承祯是唐代初年的道士、大思想家，一说生于公元647年，一说生于655年，洛州温地人(今河南)，字小微，号道隐，自号白云子。他出身于官宦世家，21岁时放弃仕途，入河南嵩山，拜当时嵩山的著名道士潘师正为师，学习符箓、辟谷、导引、服铒等方术。后游历全国名山，最后定居天台山。司马承祯一生经历了武后、睿宗、玄宗几代皇帝，并得到他们的宠信，几次召入京城询问修炼养生之事。玄宗曾亲授法箓，在王屋山筑阳台观供其居住。公元735年他死后，赐号贞一先生。司马承祯的道教思想对当时道教与后世道教均有极大影响。著有《修真密旨》、《天隐子》、《服气精义论》、《坐忘论》、《道体论》等，尤以 《坐忘论》对后世影响最大。

司马承祯长期居住在天台山，深受佛教天台宗止观学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儒家的正心学说，发挥了庄子的坐忘说。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司马承祯认为，“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庄云：同于大通”(《坐忘论·信敬》)。他强调指出，人要长生，只有修炼得道，而得道全在自己，别人是帮不了忙的。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坐忘论序》)又说，“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为此，他提出坐忘修习的七个阶段养生方法，即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

“信敬”，也就是必须坚信坐忘之法可以得道，不能有半点疑虑，更不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认为这是修道的根本与前提，离开了信念，其他都谈不上了。只要对坐忘之法 “敬仰尊，决定无疑”，坚信其为“修道之要”又加之勤修勤行，就可以得道。所以，他将 “信敬”列为七阶之首。

“断缘”，司马承祯把断绝人对世俗生活的贪欲，作为坐忘的首要前提，他认为人对世俗生活越疏远，心离道就越近，所谓“迹弥远俗，心弥近道”。他把世俗事缘比作一条船，说“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资船舫，渡海若讫，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废船?衣食虚幻，实不足营，为欲出离尘幻，故求衣食，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要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迹每同人，心常异俗，此实行之宗要”。他认为“断缘”不仅是成道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做得到的。方法就是我虽用但不起贪心;它虽进行诱惑，但我不动心。即：“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虽有唱，我不和之。”从而达到“旧缘渐断，新缘莫结，醴交势合，自致日疏” ( 《坐忘论》)。

“收心”，司马承祯认为人心本来并不受世俗的污染，是以道为本的，所谓“源其心体，以道为本”。只是后来于世俗间时间长了，才受到污染，“流浪日久，遂与道隔”。所以要收心还本。他说：“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又说：“与道冥合，要在道中，名曰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因此收心并不是什么都不想，也不是什么都想，更不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所以要防止不正确的做法，偏差有五：一曰“若执心住空，还是有所，非谓无所”。二曰“若心起皆灭，不简是非，则永断觉知，入于盲定”。三曰“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夫元来不别。”四曰“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五曰“若遍行诸事，言心无所着者，于言甚善，于行极非”。

“简事”，即追求一种自然的天性。对待外界的事物不要过分地奢求。所以，他认为，人应当做到“外求诸物，内明诸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常有，不任非常之事。事非常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须断简事物”。并告诫人们：名位财物令人身劳智昏瞆，且有性命之祸，养生而逐物利，所失者大所得者微也。

“真观”，司马承祯认为，能做到收心、简事后即可达到“真观”，即摆脱了世俗观念而达到真知。按照他的说法：“若以合境之心观境，终身不觉有恶;如将离境之心观境，方能了见是非”。

“泰定”，是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的结果，也是前几阶修习之大成。司马承祯认为：“夫定者，尽俗之极也，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

“得道”，是最终的成果，也是修习的最高追求，司马承祯说，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才达到了“神与道合，谓之得道”。

由上可知，司马承祯所提倡的坐忘得道，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内省追求过程。

除了司马承祯外，近代学者认为，隋唐五代时期在道教思想最突出表现，而又对后世道教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是相传钟离权、吕洞宾传承的金丹道的崛起。钟离权和吕洞宾均是道教传说中的仙人，在民间被列为八仙中的两位。据传，钟离权，又称汉钟离，为汉代隐士，因在终南山石壁间得《灵宝经》而悟道成仙，五代时遇见吕洞宾，收吕为徒，授予“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关于吕洞宾的记述，各书记载不一。《宋史·陈抟传》说：吕洞宾为关西逸人，“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也以为神仙”。《雅言系述·吕洞宾传》说：吕洞宾关右(今陕西西安)人，(唐)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之法。关于钟离权、吕洞宾的宗教思想，唐人施肩吾著有《钟吕传道集》。

实际上，金丹道最早起隋初，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广东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玄朗自称在茅山学道时得大茅真君秘旨，于是提倡金丹之道，即将人体比作“炉鼎”，以人体中精气神为“药物”，经“烧炼”而获得“圣胎”，以求得长生不死。因与用药物烧炼仙丹的外丹相对，称作内丹。苏玄朗著有《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旨道篇》。现在传世的还有相传钟离权所著《灵宝毕法》、《云房三十九章》等，相传由吕洞宾著作编成的《纯阳集》、《吕祖文集》等，均为论述内丹的。唐代以后，继承与发展这一学派的有施肩吾、杜光庭、陈抟、宋代的张伯端等。

施肩吾是中唐道士，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及进士第，后弃仕途修道于洪州西山(今江西省境内)。著有《述灵响词》、《养生辩疑诀》等，主张恬淡无为，顺任自然，以陶炼神气，补续年命，达到修仙的目的。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道士，字宾圣，号东瀛子，一说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一说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早年曾熟读儒书，但因九次应举不第，遂入天台山拜师学道修炼，由于诗词文章著名于世，为唐僖宗所赏识，曾授紫服牙简，出入禁中，“应制为道门领袖”。公元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破长安，杜光庭随僖宗逃亡四川，后居成都青城山。公元903年，西川节度使王建称帝建前蜀国，杜光庭辅助王建父子，先后出任前蜀的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崇真馆大学士等职，被封为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前蜀亡后，他再次隐居青城山。著作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对于道教内丹理论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陈抟，是道教中的一位传奇人物，被尊为“陈抟老祖”。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各种记载差别很大，一般认为是唐末宋初时人。《宋史·隐逸传》曰：“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今河南鹿邑县)。……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 自言尝遇孙君仿、麞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氕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得升曰： ‘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 ‘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刑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陈传曾为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三代皇帝召见，询问修炼之术。宋太宗赐号：希夷，故后人也称其为“希夷先生”。陈抟的著作很多，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诗歌六百余首，可惜大部已佚。他对道教养生理论与内丹修炼有很大贡献，大都通过他创作的一些图式表现的，后人有“图学从来，出于图南”之说。最著名的是《无极图》与 《先天图》。

他的《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之上，是一种论证宇宙生成的图式，也是讲道教修炼方法的图式，与《道藏》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太极先天之图》略同。据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云：“陈抟居华山，曾以《无极图》刊诸石，为圆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极上。初一曰元牝之门;次二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次三五行定位，五气朝元;次四阴阳配合，曰取坎填离，最上曰炼气还虚，复归无极，故谓之《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耳，相传吕岩(即吕洞宾)受之钟离权，权得其说于魏伯阳，伯阳闻其旨于河上公。”黄宗炎在《太极图辩》中也说：“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考河上公本图名 《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宋元学案》)。可见陈抟确实继承了钟离权、吕洞宾养生之术。道教引用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认为‘无’就是‘道’，把它作为神仙信仰、修炼成仙的理论依据，并发展成一套逆行修炼之法，即万物归三，三归二，二归一，一归虚无，最后人即可达到虚无的 ‘纯阳’ 境界，从而得道成仙。陈抟的《无极图》，就是根据这种理论自下而上，逆之运行，来说明逆行成仙的道理与方法的一种图式。

陈抟的《先天图》已经失传，据说也是一种讲解修炼的图式。根据宋代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说：“邵子(即邵雍)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相应，蔡季通言与《参同契》合，……”。现在只有邵雍的《先天图》犹存，从邵雍的图可以知道陈抟的《先天图》也是表现宇宙生成变化的图式，只是吸取了“易”的义理与象数之学。据此，陈抟提出了他的“一大理法”的概念，认为可以用八卦方位和六十四卦次序来推算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也可以用来指导道教的修炼。

陈抟的《无极图》与《先天图》，对于以后宋明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中国道教对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大贡献。

北宋时代另一位著名的内丹家为张伯端，相传他是陈抟的再传弟子，丹法直接传承于陈抟的弟子刘海蟾。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诚》载： “张伯端，天台 (今浙江天台)人也。少无所不学，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陆龙图公诜镇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乃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修炼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一般认为，张伯端生于宋太宗雍熙三年 (986)，卒于宋神宗元丰元年 (1078)。在明《正统道藏》中收有他的《悟真篇》、《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金丹四百字》等。其代表著作为《悟真篇》，是道教中炼养内丹的重要著述之一，地位与号称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齐名。张伯端在《悟真篇》中采用诗、词、曲等体裁，正文诗词八十一首，内七言四韵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合《周易》诸卦之数;五言一首，以象征太一。后来他又续添了《西江月》词十二首，以周复律。嗣后更按佛经之禅语，撰《禅宗歌颂》三十六首，附于《悟真篇》之末。《悟真篇》总结了宋代之前的丹法丹诀，是从钟离权到刘海蟾内丹修炼理论之集大成与发展，但诗词隐晦，常用一些其他词句替代 “精”、“神”等，其义极为深奥，古今注疏者达数十家之多。该书在论述内丹丹法四个阶段时，对第二阶段炼精化气、第三阶段炼气化神，以及第四阶段炼神还虚，谈得比较详尽，而对第一阶段筑基，谈的较少，且未按丹法步骤渐次论述，故初读者不易明其义。在这书中，张伯端继承了钟吕丹道的传统，强调性命双修，由命入性。第二阶段炼精化气，主要偏重命功;第三阶段炼气化神，则性功多于命功，到了最后的第四阶段炼神还虚，则纯入性功。同时，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思想十分突出，他在《悟真篇·序》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主张由道入禅，即从传统内丹命术入手修炼，循序渐进，渐化精气神，至最后炼神还虚阶段，则兼融禅学，以佛教禅宗所言真如性海为归宿。正如他在序中所言：“又作为歌颂乐府及杂言等，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

张伯端的《悟真篇》问世，反映了中国道教思想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变迁之后，其神仙信仰日臻深化，同时也日益与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相交流，禅道相融，这就为一个新的道教派别——道教全真道的产生铺设了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