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训诂学科学理论创建期(近代)

清末以后，随着国门的被迫洞开，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交流。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或者被迫流亡，纷纷出国留学和讲学，从而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熏陶。在这种西学“东渐”的环境中，他们将西方科学与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起来，开始了学术研究科学化的时代。对于传统的小学来说，第一个将它们引入近代科学体系的是章太炎。

章太炎曾师从俞樾和孙诒让，具有深厚的小学、经学和史学根柢;后因反清革命，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开始借用西方科学的理论方法来为宏扬民族学术服务。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使“小学”真正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从而开创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学。虽然乾嘉学者已知对语言文字进行独立的研究，但它们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得经义”，未能完全摆脱经学的主宰。而章太炎却能专《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2卷24—25期)，明确指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因此，“当名语言文字之学”。并认为“这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学范围相同，性质也有几分相近”(《国学讲演录》)。可见他是自觉地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体系来规范传统的小学，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材料范围扩大到文学、历史等一切文献甚至口语方言，而目的“非专以通经”。这样，传统小学就彻底从经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入到近代语言学的新阶段了。

章太炎的重要贡献之二，是对独立后的语言文字学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章氏一生著述很多，与语言理论有关的代表作是《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方言》和《文始》。《国故论衡》是有关语言文字学的总论，从理论上阐明语言文字的创造孳乳皆自音衍;《小学答问》因声求义，推见本字;《新方言》运用音转原理，沟通古今异域之语; 《文始》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明语源。具体分析，这几部书中所谈的语言理论问题涉及三大方面：一是语言文字的发生发展问题。他认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因而“诸言语皆有根”(《语言缘起说》)。又认为“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起于图画，渐渐由繁而简(《訄书·订文》)。语言、文字产生之后，则依转注而孳乳繁衍，靠假借来引申节制，由此生生不灭，繁简适度(《转注假借说》)。二是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形、音、义结合问题。他认为记录汉语的汉字是形、音、义统一的整体，其间具有系统的联系。他的《文始》用孳乳和变易两大条例来统帅汉字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对转、旁转、旁对转等来描写同源字之间声音变化的轨迹，用荀子的“同状异所”和“异状同所”来囊括同源字之间的意义关系，把古代文献所用的汉字系联成字族，集中体现了汉语字词内在的形音义系统。三是关于语言文字进化和统一的看法，他提出了社会盛衰决定语言文字的进化或退化、语言文字发展不平衡、方言具有差异但应在书面语上追求统一等学说(分别见《訄书·订文》和《方言》)。

章太炎曾对自己的学术作过总结，他说：“中年以后，著纂渐成，虽兼综故籍，得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过四十万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先儒立异，亦不欲为苟同。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自述学术次第》)又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小学略说》)由此可见章氏治学是受到振兴民族文化，唤起爱国热情的经世致用的革命思想的激励的，他既继承了顾炎武以来清代小学的最佳成果，又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故能不苟同先儒而多所创新。他不仅对旧经学小学作了全面总结，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新的语言文字科学的创建和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从而开启了近代学术的新纪元。

如果说章太炎为整个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和理论建设作了开创性的努力的话，那么，建立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使训诂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的则是他的学生黄侃。

黄侃亦曾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和经学。1913年起到北京大学等校任教，靠教学传播他的学说。他的著作不多，前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曾编过一期《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收录了他早期的著述十九种; 后来他的学生黄焯整理出版过他的一些讲义和读书札记，如 《尔雅音训》、《说文笺识四种》、《广韵校录》、《文选评点》、《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量守庐群书笺识》等;黄焯还保留有黄侃最早的教学大纲《训诂学讲词》手抄件，另一学生潘重规也在《制言》第7期上公布了他记录的黄侃的《训诂述略》。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黄侃对训诂学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

首先，他构拟了第一部训诂学讲义，并进行独立的专科教学，使清代以前的训诂工作上升为一门有体系的理论学科，从而彻底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他的《训诂学讲词》是一部初具规模的训诂学教材，包括“训诂述略”和“十种小学根柢书”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训诂学的基本理论，涉及“训诂之意义”、“训沽之方法”、“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义训与声训”、“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说文》之训诂必与形相帖切”、“以声韵求训诂之根源”、“求训诂之次序”、“声训”、“声训分类”等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训诂学的要籍，包括《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十种。这里，已不再是具体的解经释文，也不是个别词义或个别经验的考据和阐发，而是在作科学的概括，有了抽象的理论和系统的框架，使训诂工作变得可以描述，可以传授，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次，黄侃对这门学科的多种理论问题作了明确系统的阐述，为其进一步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关于训诂和训诂学，黄侃主张加以区别，各自定义。他指出：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训诂述略》)又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由此可以认为，清代以前只有训诂，没有训诂学;真正的训诂学是由黄侃建立的。当然也可以把清代以前的训诂看成传统训诂学，而黄侃以后的则为现代训诂学。

关于训诂的方式方法，章太炎曾指出“训诂之术略有三涂： 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黄侃继承了此说并有所发展，认为“以语言解释语言，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训诂述略》)，改动了原说的用语和顺序，更准确地反映了人们对训诂方式的认识过程。

关于词义系统，黄侃也有一些论述。他将词义分为若干类，如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等。所谓“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是从意义的发展变化关系来分的，指的是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所谓“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是从词义的研究方式来分的，“《说文》之训诂，乃独立之训诂，《尔雅》乃隶属之训诂。独立之训诂虽与文章所用不相应可也”(《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的词义自有系统，是独立研究的结果;《尔雅》的词义各有背景，只是把文献的词训连属分类而已。“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则是从词的义项特点分的，指的是词语的储存义和使用义。这种种词义关系，共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汉语词义系统。

黄侃还研究过《说文同文》(《说文笺识四种》)，通过对《说文》同源字的系联，检验了《文始》的结论，从理论和方法上对《文始》作了重要的补充，在传统字源学和现代字源学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尽管黄侃在继承前人经验和学说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归纳和阐述了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并构拟了训诂学教科书的大致框架，但总的来看还嫌粗略，缺乏丰满的内容和详实的论证。事实上，章太炎和黄侃都只能看作近代史上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家，他们既是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又是近代语言学的启蒙大师，但他们本身的成果并不能代表近代语言学。即以训诂学而论，黄侃只是近代训诂学的引路人和始创者，若要寻找这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那应该是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和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

《中国训诂学史》成书于1937年。全书除《绪言》外分为六章：第一章，《尔雅》派之训诂;第二章，传注派之训诂;第三章，《释名》派之训诂;第四章，《方言》派之训诂;第五章，清代训诂学之方法; 第六章，今后训诂学之趋势。

胡氏有一重要观点，颇跟黄侃相近，就是认为训诂学至“清汉学家始克建立”，因为“凡称为学，必有学术之方法。训诂之方法，至清朝汉学家，始能有条理、有统系之发见”，所以“自今日以前，所有诸训诂书，只可谓之训诂学材料，而不可谓之训诂学”。“即清儒训诂大家，亦少纯粹的训诂学书”。因此，胡氏作训诂学史，就“只能以训诂之材料，与清儒训诂之方法，与今后训诂之趋势，略述其大概而已”。

胡氏此书虽然作为“严格的训诂学史，不仅无训诂学之中心”，而且也未能从总体上显示出“训诂学变迁之迹”，确实很不理想;但它明确地与文字学划分界线(另有《中国文字学史》)，初步确立训诂学的范围，并汇集该范围内的材料，力图勾勒专书训诂与传注训诂的源流派别，第一次清查了传统训诂学的家底，总结了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和成果，这就从“史”的角度确定了训诂学的独立存在，反映了当时已有训诂学学科观念的现实，而《中国训诂学史》本身正是这门学科的主要标志之一。

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则从“学”的角度标志着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善和确立。该书出版于四十年代，共四章。前三章详论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起因、功用、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等，末章论述传统训诂学的渊源流派，勾勒了训诂学史的基本轮廓。

该书对章、黄的学术思想多所继承，也主张用近代语言学来规范传统训诂学，使之步入科学的轨道。齐氏说：“要想使训诂脱离了文字形体的拘束，抛弃了玄学的空疏的不科学的氛围，走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领域，那么非得以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作出发点不可。”所以他用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来阐述语义的单位、语义的演变以及语义与语言的关系等训诂的基本概念。在近代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齐氏将训诂学看作“古语义学”，定位为“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认为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言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具体说来，“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

要建设系统、独立的训诂学，范围的划定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齐氏说：“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音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精确的。”“严格地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的。”因此他把《说文》系列排斥在训诂学之外，训诂方法中也不设“形训”之项。前面提出的胡朴安，他的《中国训诂学史》也不包括《说文》派。似乎这是当时人的一般看法。

传统小学虽有音韵、文字、训诂三门，但往往形、音、义综而治之，实际上并未分清，因而也没有各自成学。比较而言，音韵与训诂的关系要清晰一些，因为音韵的研究通常是为文学创作和词义训诂服务的，工具性较强，所以等韵学及韵部、声类等研究能够独立发展; 而文字与训诂则不然，在古代书面语中，字往往就是词，古人一贯对字、词没有严格的区分，研究词义就等于研究字义，字用的问题也就是训诂问题，所以文字学从来都是跟训诂学混同一体的。训诂学既要独立，就必须与文字学划清界线，这是近代训诂学家们都意识到了的，胡朴安和齐佩瑢就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但他们尚未抓到这两门学科区分的本质所在，以为研究文字“本义”的是文字学，而研究文字“用义”的是训诂学;其实，许多“用义”就是“本义”，文字本义也是词义的一种，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一个系统，不能据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文字学与训诂学的根本区别应该在于前者研究“形”，而后者研究“义”;“形”包括形素、形位、构形规律、构形系统以及形与义的关系等，“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义变、义系以及义与音或义与形的关系等。前者可以叫做“汉字构形学”，后者则是“文献词义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字学”和“训诂学”。它们虽然都要接触形与义的关系，但是侧重点和角度不同。即如《说文》，着眼于字形，可以把它看成文字学著作，而着眼于字义，也可以视之为训诂学著作; 完全排除于训诂学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为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在某些方面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还有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等人。

沈兼士留学日本期间曾受业于章太炎，后受章氏《文始》影响，主要从事汉语字族的研究，其《广韵声系》就是为建立汉语字族学而编写的。陈垣为之作序云：“今观此书，于古今字蕃衍变易之迹，均已彰示无遗，即形声音义相关之理，亦可缘类而求，其功于小学者匪浅。”沈氏还写过一系列有关词源学和训诂学的论文，下述三篇是影响较大者。《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王圣美提出的“右文说”，对建立汉语字源学有重要价值。吴承仕说它“探求语原，得其条理，所立各例，皆足以开发头角，诚希有之创作也”(见沈文附录)。《声训论》(载《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版)把声训分为六大类，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既可以证明古音的分部，又可以确立汉语的字族，是训诂学中的重要课题。《研究文字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8期) 一文则从总体上提出过训诂学的体系纲要，认为训诂学应该包括这样三方面的内容：训诂学概论——总结它的源流、要义和研究方法;代语沿革考——是纵的研究，目治的，依据古籍来探寻历代文语蜕变之轨迹; 现代方言——是横的研究，耳治的，研究现代各地方言流变的情况。可惜他并没有按这个纲要写出成系统的著作来，他的主要成就仍然是在建立汉语词源学上，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余近年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声训论》)

何仲英写过一本《训诂学引论》 (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之一)，其结构体系基本上根据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中提出的训诂学大纲。该书试图将传统训诂学改造为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古代语言学，因而范围非常广泛，由专门训释故言的工作，进到探求历代语言转化的轨迹，再而调查现代方言的音义以究古语的遗留及流变，举凡字义、词汇、语法、修辞、方音、俗语等，无所不包。对于训诂的性质及其方法也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要皆支离琐细，强设条例。这样的训诂学虽然不再是经学的附庸，但也与传统的训诂学格格不入，新则新矣，却没有历史基础，很难为学人接受，故而影响不大。然而它的重视活语言研究，引进科学分析方法，联系社会历史以究训诂之变等，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杨树达是近现代的著名语言学家，研究范围广，成果多。其与训诂相关者，有“训诂学讲义”、《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词诠》、《汉书窥管》等。概括起来，他对于训诂学的贡献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构拟过一套训诂学体系，见于他四十年代初在湖南大学讲授训诂学的讲义。该讲义分五个部分：一、训诂学之意义，包括“训诂”和“训诂学”两项;二、训诂学之内容，含“本义与引申义”、“训释语五类”两项，所谓“五类”指“探源为训”、“举形为训”、“剖实为训”、“同义为训”、“说类为训”等5种训诂方法;三、训诂学之形成;四、训诂学之演变，举了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刘熙《释名》、宋朱熹、清王念孙引之父子等为代表;五、训诂学之贡献。这是一份颇具特色的讲义，可与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互补相成，从而使训诂学的学科体系更为完善。

二是对汉语词源学的研究具体而微，且能归纳出条理。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往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文字学的论文，常常标题为语源学。在这以前，语源学这个名词是很少看见的。这是我研究的思想来源。”杨氏写过近两百篇考释字源语源的短小精粹的论文，大都收在《积微居小学述林》和《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他考释语源能够古今中外结合，特别是能充分利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所以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他还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专论，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 《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及《续证》、《造字时有通借证》、《文字孳乳之一斑》、《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等，也都收在上举“积微居”两书中。

三是在训诂实践中能注重语法分析，创获良多。虽然前人训诂亦时有语法观念，但尚未构成系统。杨树达精研语法学，著有《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词诠》等书，蔚为大家;他常常有意识地用语法助训诂，《汉书窥管》胜义缤纷，许多就是靠语法取胜; 所以，他运用语法理论来分析语言事实，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前代，从而为训诂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

杨树达曾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过总结，他说：“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这并非我的学力超过段王，乃是受了时代的影响。我出生较晚，时代思想有变迁，因此我的研究方法与前人大有不同。粗略地说来，第一，受了外来影响，因比较对照有所吸取;第二，思路广阔了，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务求不受他的束缚。”(《积微居小学述林自述》)这里说到的两条，正可以代表近代训诂学的特点，就是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先进的语言理论和方法，大胆创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训诂学理论体系。

1949年以后，训诂学研究进入现代时期。现代时期的训诂学是近代训诂学的发展，是对近代训诂学的完善和进一步科学化，其本质特征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本时期的前30年，训诂学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训诂学得以复苏，许多工作是接着近代训诂学从头做起的。其工作内容大致可归为三个方面： 一是训诂历史的介绍，主要指训诂的发展过程及历代训诂学家的成就;二是训诂材料的介绍，主要指对注释书及训诂学专著的体例加以发挥整理，以便今人阅读;三是训诂原理的介绍，即说明以往正确训诂工作的理论依据，并对各种训诂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大量的论著显示，这三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前两项，几乎可以暂告一段落了。今后的训诂学研究重心应放在上述比较薄弱的第三方面，即进一步使训诂学理论化和科学化。具体说来，也还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做：一要清理传统术语，使训诂学术语系统化;二要阐述训诂原理，使训诂条例科学化;三要分析训诂方法并建立方法论体系，使之能操作、能传授、能验证;四要划定训诂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有确切的位置。综此四者，才能真正建立科学的现代训诂学。

现代训诂学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自己的学科地位。传统训诂学虽然内容广泛，但从来都是以词义为中心，清代以后则更偏重于词义系统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随着语法学、语音学、文字学、文章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等相关学科的各自独立，训诂学的范围实际上已缩小到文献词义和字义。如果要跟现代的科学体系接轨，训诂学应该发展成现代语义学的子学科，即文献语义学。传统文字学研究字义，与文献语义学仍有交叉，这有待于科学的文字学——汉字构形学的建立才能最终畛域分明： 文字学以构形为中心，训诂学以词义为中心。训诂学也可以分化出若干下位的分支学科，如历时语义学、汉语词源学、文献注释学、词典编纂学等，前两种理论性强，后两种应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