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目录学著作

本世纪以来，相继问世了一批研究古典目录学的著作。较著名者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和《目录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等。姚名达在三十年代“博搜精考”，利用京杭沪多所图书馆藏书，编写成多种有关目录学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撰成《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前者分原理、历史、方法三篇共二十章，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目录学及分类、编目、索引等问题，而且论述了目录学起源，评述了古代的书目及目录学家。后者是前者历史篇的扩充，姚名达认为中国目录学史中，“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因此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绪论诸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遗。他认为中国目录学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提要而无索引，他提倡主题目录，主张精撰提要，使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姚名达认为“目录学的目的，是把繁杂的书籍编成简明目录，使得读者据目录以寻求书籍，从书籍研究学问”。“目录学的目的是要把目录编得最完备，最明白，最方便，使得读者人人能用目录，以求学问”。他的这些关于目录学作用的见解，较之过去认为目录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目录的见解前进了一步。他对古代书目及目录学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实事求是地评判了他们的成就与缺点，尤其对刘向父子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研究更为深入，如对章学诚的目录学成就，他说“其所述的种种，在目录学上大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论述目录学到这种境界中，实是值得钦佩的”。他对佛教书目的研究较为系统，在考证评论历代佛教书目的基础上，他认为魏晋是佛录的初创时期，南北朝是其成立时期，隋唐是鼎盛时期，宋以后逐渐衰落。姚名达在研究目录学上的另一见解是把目录学与相关学科联系起来，认为校雠学、图书馆学、书志学是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伦理学、历史学、检字法是目录学的辅助学科，教育学、语文学、考证学是目录学的有关学科。总之，姚名达的两部目录学著作是本世纪以来成就最高、资料最丰富的研究成果。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是1932年至1948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时的教材。他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历代目录类例的沿革及目录体制(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作了系统研究。他认为“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书目能否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要的是篇目、叙录、小序、版本等各个组成部分的质量。余嘉锡指出，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各个部分不可或缺。特别是叙录(提要)“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他还以古代书目有无提要作为划分书目性质的标准。他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提要必须重在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因为作者与图书内容及优劣有关，只有把提要写好了，才能“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而闻风兴起，次者亦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对于篇目、小序，余嘉锡根据刘向父子编的书目认为都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三者不备，则功用不全”。此外，余嘉锡认为在目录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目录、校雠、版本三者是一家之学，他说：“昔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著书之旨意。向时未有雕版，所谓中书外书，犹宋以后之阁本及民间刻本耳。由是之言，则目录、校雠、版本三者一家之学也。”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初版于1934年，他在序言中说：“索录略之渊源，条分合之得失，与夫汉魏六朝间官私著录之钩稽，宋元明清后丛书类别之更定，所谓目录学之最繁难最重要者，略已粲然备具。”全书按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探讨了各个时期目录学的成就特点。他认为目录学“考六艺之流别，较四部之得失，外以通夫古今学术之邮，内以神其䌷绎寸心之用。此目录学之本旨也。示治学之门径，启著录之成规，大之可为通方致远之资，小之足为提要钩玄之助。此目录学之末节也”。他对目录学的研究仍奉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蒋伯潜上承郑樵、章学诚，将目录学纳入校雠学，论述了校书编目学的历史及校雠目录学的内容。他总结了乾嘉以来关于目录与校雠的争论，认为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编目、版本、辑佚、辨伪等，而郑、章的所谓校雠学，实则重于目录学，“清代中世之后，校勘学极端发达之后，目录学已有自广义的校雠学分化出来，自成一种学问的趋势。西洋图书分类法输入，国内图书馆蜂起以后，目录学已与狭义的校雠学分道扬镳，以附庸蔚为大国了”。蒋伯潜认为校雠目录学的内容包括征求书本、校正文字、厘定篇章、撰述叙录、搜辑佚书、辨别伪书、书籍分类编目等。对古典目录学研究的专著还有杜定友的《校雠新义》(1930)、张舜徽的 《广校雠略》 (1945)、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1933)、钱亚新的《郑樵校雠略研究》(1948)、刘咸炌的《目录学》(1934)、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 (1931)、周贞亮的 《目录学》(1935)、刘异的《目录学》(1933)、程千帆的《目录学丛考》(1939)等。这些著述从不同侧面对目录学的定义、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目录学的历史、目录学的内容、目录学的意义、目录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书目编制方法等进行了有益的研究。1949年以来出版的专著有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论丛》(1984)、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罗孟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 (1983)、徐召勋的《学点目录学》 (1983)、吕绍虞编的 《中国目录学史稿》(1984)、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1982)、彭斐章等编的《目录学》(1986)、乔好勤编的《中国目录学史》(1992)、倪晓建编的《书目工作概论》(1991)、朱天俊等编的 《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1993)等。另外，为了把目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真正成为读书治学的学问，出现了陈秉才等编的《中国历史书籍目录》(1984)、谢灼华编的《中国文学目录学》等专科目录学著作。一些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及文化史、学术史、图书史等学科的文献中，也对古典目录学给予了一定的研究。

综上所述，鉴于中国目录学的悠久历史以及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目录学家以及其它学科的学者对古典目录学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秀传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无论是系统地论述中国目录学发生发展的历史，阐述各个历史时期目录学的成就特点以及目录学家的思想和贡献，还是探讨目录学指导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的功用，研究书目体制、种类以及书目编制方法，其目的都是力图确立中国目录学在世界目录学研究史上的领先地位，继承目录学的丰富遗产和优秀传统，把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发展史中的这一精华发扬光大，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研究和文明进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