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元明赋论

元代统治者轻视诗赋，因此，研究诗赋的人也少，值得一提的只有祝尧的《古赋辨体》。

《古赋辨体》是一部辞赋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辞赋理论著作。此书对赋学之贡献有：

第一，祝尧本着“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将赋的发展分为楚辞、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五体，在辨体之时，简要评述了历代赋的源流演变，评论了历代的赋家赋作，相当于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赋文学发展简史，为探索辞赋发展的沿革及规律作出了贡献。

第二，提出了“情”作为赋的审美标准。他说：“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他指出作赋要情、辞、理兼顾，但中心是情。只要“合乎情”，就会“其辞也丽，其理也则”，自然合乎“风比雅兴颂诸义”。他以此为尺度，批评汉赋已是“若情若理有不暇及”，三国六朝赋是“彼于其情，直外焉而已矣”，唐宋律赋更是“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所以“益远于古”。赋要吟咏情性，这是对辞赋艺术本质与审美特征认识的质的飞跃，是辞赋创作经验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宋人骚赋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总结，在赋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三，探讨了辞赋的源流，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把辞赋分为楚辞、古赋、俳赋、律赋、文赋五体。楚辞以兮字为读，是吸收了楚狂《凤兮歌》与孺子《沧浪歌》之类楚地民歌的特点，是在楚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最有见地的伟大发现，为探求屈赋的渊源开拓了新的领域。他还指出：“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这种赋“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 (卷三《子虚赋序说》)。这也简明地说明了散体大赋的源流演进之迹，给后世学者以巨大的启示。

第四，祝尧对三国六朝赋、唐赋宋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有不屑一顾之概，因而对辞赋创作和研究主张“祖骚而宗汉”。这是元代科举考试以古赋命题不考律赋的产物，为后世否定六朝唐宋赋开了先声，影响是巨大的。

第五，在《外录》中，祝尧将骚、辞、文、操、歌都作为古赋的别体，还说：“若夫赋中有文体者，反不若此等文为可入于赋体云。”这也是创见。它扩大了赋的外延，为辞赋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祝尧《古赋辨体》确是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明初文风是元代文儒结合文风的延续，赋论也完全是承袭祝尧的理论。如吴讷《文章辨体》辨赋分楚、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元、明七个时期，论前五个时期的赋的序说完全抄录《古赋辨体》。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大抵剽掇旧文，未能有所发明”，成就不大。

明代赋论是随着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的展开而深化的。辞赋的研究与创作是复古派与反复古派论争的重要方面。

复古派赋论最有影响的是李梦阳提出的“唐无赋”，“汉无骚”，叫人“究心骚赋于汉唐之上”(《空同集·潜虬山人记》)。他们十分推重楚辞与汉赋：“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但也不废六朝，否定的只是唐宋律赋与文赋。王世贞就肯定李梦阳的赋能“上拟屈宋，下及六朝”，肯定“潘左诸赋”，“令韩柳操觚，必至夺色” (《艺苑卮言》)。

与复古派理论相近的还有胡应麟与徐师曾。

胡应麟《诗薮》除《杂编》卷一集中考证了先秦两汉赋的存逸之外，还在《内编》卷一辨别了骚与赋的不同：“骚与赋语句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提出“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于是高度评价了楚骚汉赋：“屈宋诸篇，虽遒深宏肆，然语皆平典”，宋玉赋“皆妙绝古今，汉人赋冠绝古今”(引文皆见《诗薮·内篇》卷一)。可见其与复古派的理论主张完全一致。

徐师曾《文体明辨》论赋，探讨赋的源流演变，强调“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推崇楚辞汉赋，贬抑三国六朝和唐宋赋，与祝尧《古赋辨体》，与复古派的“唐无赋”，“汉无骚”也是一脉相承的。

复古派的赋论，虽无系统的著作，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后世也影响深远。自是，尊汉赋，贬斥三国六朝唐宋赋的赋论占着上风。虽不断有人起而反对，但时至今日，言骚必称楚，言赋必称汉者，仍大有人在。

与复古派赋论相对立的有反复古派。反复古派包括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他们大都不擅长作赋，亦无系统的赋学著作，连散见的言论也比较少。较著名的只有袁宏道的《与江进之书》。袁氏指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赋总是由繁晦乱艰变为简明整和流丽痛快，因此，“古不可优，今不可劣”。他讥笑复古派的赋是“将经史海篇字眼尽意抄誊，谬谓复古，不亦大可笑哉!”这个批评虽不符合复古派的创作实际，但他反对因袭则是正确的。

总之，明代赋论虽未出现过专著，但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一些论述，把后世争执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提出来了，给后世赋论家以极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