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斯学大盛”的清代《史记》 研究时期
清代的《史记》研究空前繁荣。研习《史记》者之多，考评范围之广，取得的成果之大，都是已往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至1905年间，对《史记》有所研究、并有论著传世的文人学者达300余人。《史记》的研究专著有几十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非专门性的著作至少也在八九十种以上。故近人周尚木称： “有清一代，斯学大盛” (《史记识误自叙》)。
清人研究 《史记》，成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史记》的总体评价方面
在清代，学者把《史记》作为考评对象、研习楷模。虽对某些具体问题褒贬不一，但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大都很高。如赵翼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章学诚称司马迁“创例发凡，卓见绝识”，“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文史通义·申郑》)。王鸣盛、张九镡、崔述、姚文田、林伯桐等人屡称《史记》取材谨慎，“择其尤雅者载之。”钱谦益、冯班、王治皞等人赞司马迁“识力笔力，卓绝千古”。牛运震等人谓《史记》中之“论赞”“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史记评注》卷一)。清人推尊《史记》，则对前人的批评予以痛斥。如冯班以 《史记》“阙文之义”驳苏辙“疏略”之论，以史迁“考信于六艺”斥扬雄“爱奇”之说，又以太史公 “父子异论”回击班氏的三点讥议。钱大昕以为《史记》微旨有三：抑秦、尊汉、纪实，对王允的“谤书”说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梁玉绳着重从具体史实出发，对班固等人的批评进行了全面反驳。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或说明司马迁“是非不谬于圣人”，或论证《史记》“不后六经”，充分肯定 《史记》的成就。
2.《史记》的校勘考订方面
清前期迭兴文字大狱，迫使大批文人转向古籍考订。另外，清代学者痛感明人治学空疏浮华，便从“无稽者不信”而力矫其弊，故考据之学大兴。当时治《史记》者多以考证为主，如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史记三书释疑》、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 《史记疑问》、赵翼 《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王念孙《史记杂志》等等，都是名家力作。又如梁玉绳以19年的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中的各种讹误详加考辨匡正，对前人阙疑多有补注。被认为“足为龙门之功臣”。张文虎以钱泰吉的校本为基础，广参众本，就《史记》的衍、讹、误、倒、脱、混之处，详加比较，撰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是《史记》校勘的一大贡献。此外，郭嵩焘的《史记札记》、尚镕的《史记辨证》、李慈铭的《史记札记》和沈家本的《史记琐言》等，也都是晚清考订《史记》 的佳作。
清人考订 《史记》虽较琐碎，但有时也涉及到《史记》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王鸣盛考定司马迁“卒在昭帝初”(《十七史商榷》卷六)。赵翼推算司马迁于元封二年初为太史令时即编纂史事，否定了所谓因遭李陵之祸而发愤著史说。赵铭认为司马迁下蚕室是“出于自请”(《琴鹤山房遗稿》卷五)。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王鸣盛认为：“《汉书》所谓十篇有录无书者，今惟《武纪》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十七史商榷》卷一)。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刘歆窜乱《史记》说。
3.《史记》文学成就的评析方面
林纾曾经把清代的《史记》之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钱大昕、梁玉绳为代表的考据派，另一派则是以方苞为代表的评点派。
方苞是桐城派的鼻祖，善以“义法”评点文章。“义”即“言有物”，也就是文章的内容;所谓“法”即“言有序”，也就是文章的形式。他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古文约选序例》)。方苞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评议《史记》，这是一大突破。刘大櫆在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史记》 的文法，称司马迁的文章有： “大”、“远”、“疏”、“变” 四大特点。林纾从声调入手，对《史记》文章的情韵之美和人情世态的刻画以及各篇的结尾艺术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又将《史记》与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加以比较，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史记》美学价值的认识。
除桐城派外，如吴见思对司马迁手笔经营和《史记》体格章法的研究，牛运震、李晚芳对司马迁写人叙事文法笔力的研究，李景星对《史记》各篇结构层次及其义法的研究，都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
4.《史记》的单篇研究和专题探讨方面
清人研究《史记》力求深入具体，因此对 《史记》各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清人都有专文或专著探究。专题研究集中在十表、八书上，如汪越、徐克范、牛运震、潘永年对“表”的研究，孙星衍、魏元旷、洪颐煊、钱大昕、方苞、汪之昌、姚文田、王元启、钱塘对“书”的研究，都有不少建树。其中，汪越的《读史记十表》、王元启的《史记三书正讹》影响最大。另外，清人对《五帝本纪》、《项羽本纪》、《孔子世家》、《越王句践世家》、《萧相国世家》以及伯夷、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荀、货殖等列传也有较多的研究，有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对《史》、《汉》的比较，清儒有两派，一派以沈德潜、邱逢年为代表，认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另一派以顾炎武为代表，认为“《汉书》不如《史记》”。
总而言之，清人对《史记》研究的深度、广度均超越前人，尤其是在校勘考订方面。可谓清代的《史记》研究是古代最为兴盛的时期。但考证繁琐细碎，有为考证而考证的倾向; 为司马迁辩护的理由尚显牵强附会等。是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