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宋代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形成·“吉金” 的著录与研究
著名学者刘敞，是宋代较早的铜器收藏家和著录者。当时的长安一带，“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刘氏喜藏古器，由此所获甚多”(《集古录》跋尾卷一)。嘉祐八年(1063)，刘敞将所得11件铜器摹写文字，描绘图像，勒刻上石，结集为《先秦古器记》，这是最早的青铜器著录书。此后，有关铜器的著录日益增多。而“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中，“就诸书之存者论之，其别有三：与叔(吕大临)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王俅)集录，薛氏(尚功)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阳修)赵(明诚)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黄伯思)东观之论，彦远(董逌)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观堂集林》，第295—29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我们在这里，就依此分类法，择其重要的著作加以介绍。
1.吉金图录
《考古图》十卷，著者吕大临自序作于元祐七年(1092)。书中收入秘阁、太常、内藏及私人收藏三十七家之物，共224器。其中商周铜器148件、秦汉铜器63件、玉器13件。每件器物绘有图像、铭文，并记其大小、容量及重量。凡确知其出土地及藏家者，也都加以注明。容庚指出：此书虽然“器物的定名间有未当，但著录之法至此书已大体上完备”(容庚：《商周青铜器通论》，第14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博古图录》(又称《宣和博古图》)，王黼等编。《铁围山丛谈》谓，“大观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这本书的编纂体例仿李公麟的《考古图》一书，但该书今已不传。《博古图录》著录宣和殿所藏彝器800件左右。此外，还包括宣和五年(1123) 山东临淄出土的齐侯镈钟。共计著录彝器839件，下分20类(包括杂器40件，鉴113件)。每类之后都有“总说”，类下之每件器物，又有释文注于图像之后。此外，各器之大小尺寸、容量及器物本身重量，也都一一注明。并对铭文作有考证。《博古图录》基本将宋代出土铜器囊括其中，是一本集大成之作。此书因编纂较早，因而有不少缺陷。但“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特别是在图像之后注明“依原样制”、“减小样制”等等，因而使研究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特别是该书“在铜器的分类与名称的考订以及据实物订正《三礼图》的错误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是一部金石学名著。
2.文字款识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薛尚功纂。本书在《考古图》、《博古图录》等书的基础上，再广为搜集新出土铜器铭文，共收入器铭501件。其中有所谓“夏器”2件(乃吴越鸟虫书之误断)、商器205件、周器253件、秦器5件、汉器42件。该书不图绘器物原形，只精摹铭文，附以释文和考证。“宋代所出十分之八在于是书，故研究宋代金文者所当参考”(容庚：《商周青铜器通论》，第147页)，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
《啸堂集古录》二卷，王俅著，序作于淳熙三年(1176)。本书收入商彝275件、秦权1件、汉器16件、汉印37件、汉唐蜀镜15件、墓志铭1方，共为345件。每器上摹铭文(有的或有删节)，下列释文，没作考证。“由于此书是王俅积三十年的成果，‘芟荑截裁，独留善者编次’的，加上有南宋初年刻本流传于世，因此被学者所重视”(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3.金石存目与跋尾
宋代所谓“存目”与“跋尾”，即“金石显晦有时，古今见闻各异。是宜以及身所见，著之简编;考索有得，则附以题识，此金石学之最初所有事也”(朱剑心：《金石学》，第24—25页)。这类著作“虽无关图谱”，但却使金石资料“颇存名目”，应是最早的金石学研究著作。
《集古录跋尾》十卷，欧阳修撰，嘉祐六年(1061)成书。欧阳修广辑金石资料，收集了自周穆王以后历代金石拓本近千卷，并对其进行研究，写成跋尾四百余篇。嘉祐八年(1063)，其子欧阳棐进行整理，“撮其大要，别为录目”，编成《集古录目》一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一书，是我国最早的金石研究著作，“为金石考证学奠定了基础” (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金石录》三十卷，赵明诚著。当赵明诚就读太学时，就曾“质衣”以搜集金石拓本。他先后共搜集到商周至隋唐拓本近二千卷，仿照《集古录》体例，编成《金石录》。赵明诚死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其妻李清照继续其事，终于绍兴二年(1132)完成。此书前十卷共二千条，以时代先后为序。后二十卷共五百零二篇，为研究心得(即跋尾)。这部书的特点，就在于对金石录目是“按历史年代有系统编次的”(夏超雄： 《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这不仅对其同代人，就是对后世同类性质著录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它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东观余论》、《广川书跋》等。《东观余论》(十卷)黄伯思著，于绍兴丁卯(1147)编成。黄伯思曾在政和中鉴定古文物于秘阁，因而对“钟鼎彝器款式体制，悉能了达辨正”(朱剑心： 《金石学》，第23页)。《广川书跋》 (十卷) 的著者董逌，曾与黄伯思同在秘阁鉴定古代文物。《广川题跋》前四卷为铜器题跋，后六卷为碑帖题跋。本书是董逌研究金石文物的心得。
此外，南宋初年翟耆年的《籀史》(二卷)，“是一部金石书目提要式的专著”。书中既介绍入目书的作者，又评述所收入书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宋代已失传的金石著作，“本书仍记其大概，这对研究金石学史是有意义的”。《泉志》十五卷，洪遵撰，共收入古钱百多种。我国早在南梁就开始了古钱币研究，但有关著作多已失传。因此，《泉志》就成了流传至今的最早钱币专著(参阅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