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学·礼法学的历程·礼法学的繁荣阶段——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出现的礼法学，建立了强调“为政在人”，又要求为政者“为政以德”，以维护“礼治”为主要内容的法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为后代的封建君主如何进行政治统治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把礼视为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是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产生的社会变革，奴隶制上层建筑出现了 “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儒家没有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象所迷惑，立场坚定，力挽狂澜。他们一方面重视礼的政治作用，把“复礼”作为治理乱世的最佳方案，以续礼法之 “法统”; 另一方面也重视礼的德化作用，把“仁”与“礼”结合起来，用“仁”改造“礼”，以续“道统”。

儒家继承西周以来的礼治传统，主张以礼治国，即以礼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以礼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以礼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让他们循规蹈距，安守本分。孔子把礼作为治国之本，要求各级贵族“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子路》)，力图用“正名”的方式，恢复礼的尊严，并把它作为施用刑罚的依据，孔子指出：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因而突出了礼在政治统治中的主导地位。孟子承袭了孔子“礼治”思想，坚持“亲亲”、“尊尊”原则，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但孟子侧重强调的是礼义的观念意识。

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和运用 “礼法”这一概念的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主帅荀子。“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礼法之枢要也”(同上)。荀子所造的“礼法”这一新名词，不是礼和法两个概念的机械重叠、简单相加，而是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种质的界定。

荀子对礼法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

首先，论述了礼法的起源。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一是物质财富不能充分满足人的欲望而产生的困惑，一是人为了战胜自然，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组成了群体，而群体中人际间发生着利害冲突。为了缓解“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具有“明分使群”功能的礼就应运而生了，这是礼法起源的一个根本原因。礼法起源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从人之情，顺人之性，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礼法正是为了 “化性起伪”，让人们弃恶从善。

其次，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关系说。荀子认为，礼法一体，统一而不可分。但这统一是有区别的统一，礼法二者并非并重，而有本末之分，礼更重于法。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主宰一切的客观标准，就应该指导立法并受到法律的维护。

再次，揭橥了“非礼无法”、违礼即违法的原则。“非礼无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通行的一条铁的定则。它表明：立法创制必须以礼为指导，以礼为准绳，合礼的即是良法，违礼的便是恶法，便是非法之法;司法中，一切非礼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出礼”即要“入刑”。而这一原则最先是由荀子发现并提出的。《荀子·修身》云： “故非礼，是无法也。”

由此可见，荀子是礼法思想合流的倡导者，他的以法入礼的主张是礼法学由形成到完善的一个里程碑，它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的礼法学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为建立严格等差级别的统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谭嗣同认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总结了周公制礼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礼崩乐坏”的教训，在论证礼作为政治制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社会合理性的同时，创立了“仁—礼”体系，对周礼的内在因素进行了改良，扩大了礼的适用范围，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完成了礼法学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