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汉儒家的政治逻辑·天子受命于天

天人问题，在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是不讨论的。尽管孔子也畏天命，但孔子所讲的天命乃是某种人的意志无法克服的客观存在。孟子虽然讲天人问题，但孟子所讲的天不过是人对天的某种道德理解。天人同性同德，人的道德理念是天赋的，人可以通过发扬本心的道德理念而与天相通。孟子所说天也有意志，但这种意志是一种道德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周人“敬德便民”思想的反映。荀子也讲天人问题，荀子反对孟子的天人相通，提出“天人之分”，天道与人道应分而论之，天是自然天，天主生，人主治。先秦儒学总的思想倾向是对殷周天人关系的一种否定，重人事而轻言天命。

董仲舒把先秦儒学颠倒过来的天人关系又重新颠倒过去，他把人重新纳入了天的系统之内，并对天进行了新的调解和规定。董仲舒认为天有“十端”，即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参见《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或天地阴阳)》篇，以下凡引本书只注篇名)。人作为“天之数”被纳进了天的十大要素之一。天数之外的客观存在称为“物”。物是天生成的，“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这样，人被赋予了天的属性，而与万物的属性区分开来。万物的存在是天地人三大要素生成的结果，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人通过成物而与“天地参”。

为了论证天与人有共同的属性。董仲舒把天与人进行了类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文》)。天有三百六十四，人有三百六十个小骨节;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个大骨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阴阳，人有哀乐;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度数，人有计总;天有冬夏，人有刚柔;天有天地，人有伦理(《人副天数》)。甚至人的长像也同天象：头，象天容;发，象星辰;耳目，象日月;鼻口呼吸，象风气;等等(同上)。总之，天怎么样，人就怎么样。

那么，为什么天与人如此相类而同一呢? 董仲舒解释说，人就是天按着自己的意志、理、数乃至形貌有目的地塑造出来的，人就是天在人世间的缩影。他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为人者天》)总之，“天之副在乎人”。

把人纳入天的系统并进而认为天人同类、天人一体，其政治意义有二：

一是论证了儒家人文追求的永恒性。按照道家的理解，“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天道在人世论表的产物，儒家所称道的人性是与天性相违背的。因而，道家主张，人如果想实现天人一体，就应回归自然，回归到“无知无欲”的本然状态。董仲舒认为，人的现实存在，包括智力的发展、能力的延伸、乃至人的性情的道德化、伦理化不仅不与天相背，而且是天造就的结果。天本来就是一个有天意、天志、天理、天数天形的至高无上的神，“是百神之大君”(《郊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塑造了人，同时也赋予了人以天意、天志、天理、天数、天形等天性，这些天性在人世的具体表现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人伦秩序。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儒家所倡导的尧、舜、禹之道，也就是仁、义、礼、乐这个道，是不因“世异而事异，事异而备变”的，是从古至今永不变易的，是永恒的。

是论证君王地位的至上性。董仲舒认为，人之所以“超然异于群生”的原因，乃是因“人受命于天”。人因为受命于天、得天之灵，才会“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汉书·董仲舒传》)。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人才知道自身高贵于万物。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秉承天性，在董仲舒看来，世人的人性有三个品级：一为圣人之性，二为中民之性，三为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至善，斗筲之性为尽贪，中民之性则“仁贪之气而在于身”，通过教化可以为善，而这个教化的责任则在君王。董仲舒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人世的君王是上天为生民能善而设立的，也就是为具有“中民之性”的生民而设立的，君王上承天意下主教化以引导中民向善。显而易见，董仲舒所说的君王也就是具有至善之性的圣王，而只有圣王才完全秉承天性，与天人类一，“受命于天”，体察或代行“天意”。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人者天》)“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所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董仲舒甚至把“王”字做了这样的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王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王道通三》)董仲舒把人世之王抬高到“通天彻地”人道之极的地位。因而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把民完全置于绝对服从君主的地位。在君臣关系上，主张：“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留归于民，恶皆归于臣。”(《王道通三》)把臣置于君的垫脚石和替罪羊的地位。

臣民绝对地尊君和王权至上是董仲舒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一大区别。臣民既然绝对地置于君的教化和权威之下，也就不存在先秦儒学所谓君以民为贵、君以大人为师的问题;既然君权来自神(天)权，君命受命于天命，那么君主受制于天也是逻辑的必然。君主顺天行事，天就降下“符瑞”或“祥瑞”等现象加以勉励，如“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茅龙下”。君主逆天行事，天就降下灾异来谴告”他。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以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必仁且知》)“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汉儒学君权论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