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奠基期(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居延汉简

1930年4月，联合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福克·贝格曼从当时的苏联通过蒙古进入甘肃。4月20日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古居延旧址采得第一枚汉简。接着，他在这个古遗址上选定60个区，挖掘了586个坑位，其中在21个区的463个坑中发现上万枚汉简及其他文物。这是解放前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由于当时认为这批汉简出土地大致位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因地得名，习称“居延汉简”(实际上这批汉简的出土地一半在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属地，一半在张掖郡的肩水都尉属地，故陈梦家先生主张称之为 “张掖汉简”)。

一下子出土这么多汉简，中外为之轰动。由于中国方面的力争，“居延汉简”实物得以留存中国，由中外学者共同研究。1931年5月底，简牍运抵北京。瑞典方面有高本汉(瑞典)、伯希和(法国)参加研究，中国方面参与研究的学者为马衡、刘半农 (刘复)。1934年，刘半农赴西北调查地方方言时染上回归热，回北京后病逝。1935年，经理事会研究，选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劳干、北平图书馆编纂向达和贺昌群、北京大学史学系助教佘逊四人协助马衡研究，傅明德、傅振伦协助清理、编号。“七·七”事变后，整理工作被迫中断，在上海的简牍照片毁于战火。简牍实物在沈仲章以及徐森玉、蒋梦麟、袁同礼、胡适协助下，几经转折运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沈仲章将其拍照、剪贴、编号、排版、编写索引。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简牍照片再度毁于战火。简牍实物则由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图书馆长袁同礼协助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十年代，经胡适的努力，“居延汉简”从美国运回，现存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同样是在战火纷飞的艰苦条件下进行的。1943年劳干根据手头的照片副本，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共4册，1944年又出版了 《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计2册，1946年继续出版了 《居延汉简考证补正》。1949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用活版重印了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共2册。此外，马衡先后撰写了《记汉居延笔》、《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撰成《道院简牍说》、《汉武帝年号延和说》，贺昌群著有《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烽燧考》，陈槃发表了《汉简遗简遇述》、《汉晋遗简遇述续稿》。正是前辈学者们这种不屈不挠的献身学术精神，才使“居延汉简”历经危难而终于公布于世，并有了第一批研究成果，他们在简牍学上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