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关于徐霞客的研究·家世研究

徐霞客的家世与他的思想的形成具有密切关系，因而受到学术界重视。吴晗指出，徐家世代都是地主，祖父时家道中落，父母时又成为大地主(《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北京日报》1961年5月5日)。侯仁之认为，徐霞客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薛炳南认为，徐霞客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家已中落，但他父母奋斗不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靠织布重振了家业(《浅述〈徐霞客游记〉产生的时代原因》，载《徐霞客研究》)。近年蒋明宏、朱宗宙就这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徐氏由大地主沦落至“不及中人产”却以织布闻名的素丝之家，家庭经济的变迁的确十分巨大，但不能断言这种变迁反映了商品经济突飞猛进，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应当注意：一是这种变迁虽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但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二是徐家纺织生产的目的是供家人生活消费，具有自给自足的小商品经济色彩; 三是徐家纺织业的劳动者是家庭成员和婢女，很难说这里有雇佣劳动因素，也难表明具有了“工场”规模与技术水平(《略论徐霞客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扬州师院学报》 1990年3期)。

《梧塍徐氏宗谱》是研究徐霞客家世的重要资料，丁文江撰《徐霞客先生年谱》就广泛运用了其中资料。杨文衡、唐锡仁《有关徐霞客的两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2期)对这部家谱进行了概括介绍，金易《试论徐霞客家史——〈梧塍徐氏宗谱〉》(载《徐霞客研究》)则对这部家谱的发现、源流及《民国丙戌谱》的特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介。吕锡生主编《徐霞客家传》，收集了《民国丙戌谱》、光绪《江阴县志》、有关正、野史及诸版《徐霞客游记》附录的一些传志资料，反映了徐霞客及其先世和两代子孙的情况，其中大部分传志是第一次公诸于世，对徐霞客家世研究大有裨益。此外，王煦柽《从〈晴山堂帖〉谈到徐霞客的家世与交游》(载《徐霞客研究文集》)，结合《晴山堂帖》介绍了徐霞客的一些家世情况，吕锡生《古松虹影话南旸——参观晴山堂石刻》(浙江师院《黄金时代》1982年4期)对晴山堂石刻作了介绍。现石刻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的母亲对徐霞客的旅游予以大力支持，赵铭善《徐霞客之 “奇”与他母亲之 “异”》 ( 《人物》1981年1期)，姚昌淦《徐霞客和他的母亲》(《随笔》1982年2期)，吕锡生、罗惜珊《试论徐霞客母亲的伟大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3期)等文对她进行了评介，许多介绍徐霞客生平贡献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有对他母亲的介绍。邬銎《徐洽父子及其抗倭思想》(载《徐霞客研究》)对徐霞客的曾祖徐洽、祖父徐衍芳的生平及其抗倭思想作了一些介绍和探讨，并认为徐氏家风应为徐霞客爱国思想的一大渊源。对于徐霞客的儿子，生岛横渠《徐霞客及其子》(《同仁》8卷6期，1934年)一文中即有介绍。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推测徐霞客的长子徐屺与侄子徐亮工等皆在江阴被屠时遇难，近年刘正泉等在《徐霞客子侄不是死于江阴屠城：对丁文江先生〈徐霞客年谱〉订误一则》(《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2期) 中对此说提出质疑。李寄 (字介立)是徐霞客妾周氏带着身孕被迫改嫁后所生，实为徐霞客之子，对《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巨大贡献，周宁霞《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载《徐霞客研究》)对此作了介绍。李寄生年问题是一个难题，丁文江标明1628年，家谱说1641年，周宁霞提出根据李寄诗句应推为1619年。蒋明宏、朱宗宙在《略论徐霞客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中认为，周宁霞的说法有其合理处，但却难解释两个疑点： 为何宗谱说李寄与其母周氏“不容于嫡母”而被逐，为何江阴徐氏盛传李寄母子被逐与周氏在服婆婆王氏丧的期限里便怀孕有关?看来，这个问题仍须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研究。蒋明宏、朱宗宙还对徐霞客续配夫人罗氏问题提出新见解，认为把她描绘成徐霞客的知音和内助，似可商榷，最明显的例子是徐霞客湘江遇盗劫，宁愿求朋友“曲济”而不肯回家觅资，担心妻儿不放行，知音何在呢?而且令人费解的是，连徐霞客被迫改嫁的妾周氏都能入宗谱正传，罗氏却被排斥，其在徐家的地位、与徐的关系不能不使人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