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董学在后世的影响

两汉以后，佛教和道教兴起，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经学也随着东汉政权的灭亡而衰微。从魏晋到宋明这一段时期，在春秋公羊学消沉的情况下，董学的影响却持续不断、代有知音。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和防止贫富过度分化的“调均”政策等，都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并被采纳实行。他的人性论、义利观和纲常思想等，也得到了历代思想家的共鸣。

唐代的韩愈是位反佛教的斗士，在佛教、道教盛行的情况下，他提倡儒学，坚持儒家道统，要求用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在人性论上，韩愈继承了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思想和董仲舒的性三品论，并有所深化，提出了他自己的性三品论。韩愈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德和性三品的划分联系起来，认为天性中所有的五德的多少是划分上、中、下三品的依据。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情也分为三品的论点。与韩愈同时的另一位儒学大师李翱则继承、发挥了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提出了灭情、复性的学说。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北宋的司马光曾写诗赞美董仲舒，他称颂董仲舒精研学问，肯定他的对策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基础。司马光还利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也都推崇董仲舒，认为他“最得圣人之意”。程颢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近思录》卷十四引)

南宋时代有著名的三大学派，一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董学对这三派都有明显的影响。董学的天人感应论对陈亮的影响很大，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的书中大谈天人之际问题，说自己研究过宇宙的本原，考察过古今的变革、历史的发展，从而弄清了汉魏晋唐朝代延续长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天人感应。他并且认为历代帝王都是由“天命”授予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把董仲舒称为“醇儒”。他在董仲舒的纲常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把三纲五常论证为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天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自此以后，三纲五常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统治思想。朱熹还十分赞赏董仲舒的义利观，他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写入学规，用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并认为这句话是天下万事的根本原则。董学对心学也有明显的影响。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对董学的内容和论证方式作了区别，提出了自己的识见。陆九渊在《政之宽猛孰先论》文中说：“左氏不足道也，吾观西汉董生三策，不能无恨。三策之辞，大抵粹然有皋、夔、伊、傅、周、召之风，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于天，任德不任刑’之说，尤切时病。”陆九渊对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思想内容是赞许的、基本肯定的，但对董仲舒的论证方法又“不能无恨”，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说法是牵强附会的。陆九渊对董仲舒的评价有褒有贬，还是比较中肯的。

到了清代，春秋公羊学复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公羊学的著名学者。董仲舒作为公羊学派的大师，也自然地受到了重视。董仲舒成了相当于圣人的角色，许多治《公羊传》的学者都称赞他，认为他是历代儒者中最卓异者。鸦片战争期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继承今文经学思想，以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为理论基础，要求变法改革。魏源评价董仲舒说：“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董子春秋发微序》)戊戌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也十分推崇董仲舒，认为董仲舒高于孟子和荀子，他的《春秋繁露》最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康有为还特意编了一本《春秋董氏学》，旨在发扬光大董学。康有为继承公羊学和董学思想，认为孔子是受天命为王，为汉制法，这套制度就保存在《春秋》一书中。董仲舒假借阐述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为建立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服务，康有为又假借阐述孔子和董仲舒的思想，来为他自己的维新变法服务。康有为还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何休有关“三世”说的思想，他认为“三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康有为把封建制看作“据乱世”，把君主立宪制度看作是“升平世”，把人类的大同社会看作“太平世”，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由据乱世进化到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化到太平世。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说：“康先生……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一些研究经学、儒学的著名学者，都十分重视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卢文弨、凌曙、苏舆等人，精研董学，在董仲舒著作的整理、注释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