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史略·中西交会: 明末至清

明万历间大统历日月食预报屡屡失误，天学日弛其禁，改历之议渐起。此时适逢欧洲耶稣会东来，教士们不久发现了在中国这个有着很深传统、相当保守的社会传教的“通天捷径”——通过向士大夫们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直接打入中国社会的最上层，在皇亲国戚大臣之间发展信徒，然后推而广之。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相识后，跟他们研究欧洲天文学，并一起合作翻译介绍了一些有关欧洲天文学知识的书。如《浑盖通宪图》、《简平仪说》、《天问略》等。

崇祯二年五月，钦天监预报日食又发生明显错误，于是改历之议复起。当时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提出了改历方案并得到明思宗批准，同时诏命徐督领修历。这次改历决定以西法为基础，首先翻译欧洲天文学知识。为此，先后聘请了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耶稣会教士参与工作。其中邓玉函与伽利略、开普勒私交甚笃，又同为当时欧洲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荣膺的猞猁院院士。徐于崇祯六年死后，修历工作由李天经负责，经五年完成了137卷之多的《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共分为五个方面，叫基本五目：法原，即天文学理论;法数，即天文表;法算，即天文学中必备的数学知识，主要是三角学和几何学; 法器，即天文仪器方面的知识;会通，即中西各种度量单位的换算表。它采用第谷的宇宙体系，同时亦有托勒密、哥白尼等体系作为参考。即使在当时的欧洲，崇祯历书也并不落后。

《崇祯历书》编纂前后一直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据《明史·历志》所载，中西两派有过八次较量——分别据已法预报日月食及五星运动，最后均以中法的失败而告终。而明末一直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崇祯历书未能颁行。

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乘乱把崇祯历书删改压缩为103卷，进呈给清朝统治者。这对被正统华人视为蛮夷的满人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正好用它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天命地位。于是立即采用并名之为《西洋新法历书》，同时据之编出日用历书《时宪历》颁行于世。汤也就顺势成了钦天监监正。此后西人主持这个特殊皇家机构达二百年之久。其中虽有康熙初年杨光先出于“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思想而诬陷教士们谋反，因此取得钦天监监正地位，西法被斥，但终因“法”不如人，最后被废黜而归。

由于使用了欧洲通行的360°和六十进位制，中国传统的365.25°制天文仪器已不再适用。康熙八年诏命南怀仁督造新仪，于康熙十二年完成，计有黄、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和经限仪。还由南怀仁主编了一部《灵台仪象志》以说明之，书后附有全天星表。但不知为何，没有使用当时欧洲正在发展中的望远镜。

康熙五十三年重新修订《西洋新法历书》，其结果即为《历象考成》一书。它消除了“西”书中图与表不合的缺点，并且把欧洲古典体系的全部理论整理得较为清晰、系统，修改了一些基本数据。雍正八年六月日食预报不准，又一次修历，于乾隆七年完成。成书十卷，与《历象考成》合为《历象考成后编》。它改用地心系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一种颠倒了的开普勒定律。乾隆十七年经实测和采用修正后的佛氏星表编成《仪象考成》32卷。道光年间又进行了全天星表的测定，编成《仪象考成续编》。其后直至清亡，钦天监无甚作为。

有清一代，天文学不再是皇家禁脔。其研究空前时髦，士大夫学天文历法成风。天文学研究重心第一次转移至民间，民间天文学家无论在数量还是声望、成就方面都高于皇家天学家。其代表人物如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有专著刊行于世。

清代天文学研究风靡一时，天文学家队伍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明末“西法”的大举输入又使得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欧洲相当接近，康熙皇帝又热衷于天文学。然而清代天文学并无辉煌成就。当欧洲进入天体力学和数学分析方法时代，望远镜成为主要的观测工具时，中国的学者们却还在书斋里或使用简陋的仪器，做着“中西会通”之梦，妄想仅采用一些西方天文学的成果和方法，却仍保持传统天学模式。特别不幸的是，当“会通”的主旋律成为论证“西学中源”——用虚幻的满足感代替危机感，而徐光启当年“欲求超胜”的本意却被置于脑后。因此，中国天文学失去了一次赶超欧洲的好机会，仍长期停留在古典几何体系阶段，至1911年清朝结束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西方的距离已经大得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