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

我国的金石学，经过汉唐以来的资料积累和初步对金石资料的认识与理解，终于在宋代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五代大混乱和伦理破坏殆尽情况下建立的北宋王朝，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秩序，恢复礼制，奖励经学。这是金石学兴起的政治原因”(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一些金石学家鼓吹“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发明圣人奥义微旨于数千百载之后”，“闻一器捐千金不少靳，既得，欹磨探考，稽征《诗》、《书》、百氏，审禘若符契乃已”(《籀史》)。宋代金石学的形成，正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此外，北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繁盛，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文化传播手段的普遍应用，则为金石学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使金石拓本和文物参加了商品交换，具有了商品价值。荐福寺有欧阳询所书的名碑一通，“墨本值千金”。曾有人一下子就“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之京师”(僧惠洪：《冷斋夜话》)。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二十一岁还是太学生时，为了在大相国寺“市碑文”，不惜质衣，“取半千钱”(《金石录》后序)。拓本成为商品，扩大了金石资料的流传范围，从而使研究者更为增多。与此同时，金石文物也成为商品。《石林避暑录话》卷三载，“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也”，又诱发了盗墓之风的炽盛。金石文物的不断出土，竞相为公家(内府)和私人所搜购收藏。据《考古图》和《续考古图》等书所列公私收藏金石文物者，“共计七十处，除重复五处外，尚有六十五处，除政府及寺院五处外，私人收藏者有六十家” (参阅卫聚贤： 《中国考古学史》，第69—76页)。公私收藏金石文物的盛行，为宋代金石学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宋代的金石学者，在“礼家，明其制度。小学，考其文字。谱谍，次其世谥”(《公是集》卷三十六)，“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考古图》序)的原则指导下，出版了一批专门的金石著作，这是和宋以前的金石学“蕴酿时期”所根本区别的。宋代出版的一批金石著作，代表了宋代金石学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