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杜诗学”的由来

“杜诗学”，简称“杜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但是，“杜诗学”和“杜学”的名目，在历史上出现颇晚。

“杜诗学”之名，始见于金人元好问的 《杜诗学》一书，其书引言全文如下：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而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木、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盐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未尝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翁注杜诗已竟，此但可为知者道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 山，因录先东岩君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问引。

元好问之《杜诗学》一书，今已遗佚，但就此引文所及，包罗不可谓不广，既涉及杜诗注者六七十家，又包括子美传志年谱，又兼有唐以来论子美者的言论，已堪称浩博深广矣。

元遗山之后，明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之《麓堂诗话》又有“杜学”两字之名目。东阳论古诗之声调节奏云：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在元好问“杜诗学”之后，李东阳继续提出“杜学”之简称;不能否认两家之间有先后继承之必然关系。但他是在讨论诗歌的声韵节奏、格调体势的时候，在与唐调相区别、又相联系之中提出这个 “杜学”概念的。似乎又难免在读者中产生把“杜学”内涵缩小之误解。然而，“杜学”既是杜诗之学，则杜诗博大深广之客观存在，终非少数高谈格调声律的学者所能限制的。

“杜诗学”、“杜学”名目之出现，上距杜甫之谢世已七百余年，似乎为时已晚，但是杜诗流传不朽之生命力，“杜学”源远流长水到渠成的历史，亦正可由此七百年之时间得到有力的证明。何况“杜学”名目之出现，距今又五百余年，在此五百年中，“杜学”之发展又出现新的高潮，其方兴未艾之趋势，至今正未有穷期。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四册曾谓：“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 ‘许学’者，惟 ‘选学’与 ‘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 ‘杜学’、‘韩学’等名目。”当代学人引述钱先生此说者颇不乏人。钱先生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晚生敬仰已久，亦知先生大著中于元好问、李东阳之书皆有引用，独于“杜诗学”、“杜学”之名目，偶失之于眉睫之前，于先生盛名固无所损益也。盖先生深知中国诗史，1948年所写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早已明确指出：“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因此，在钱先生文学观中，无论“杜学”之名目能否成立，并不妨碍杜甫在中国诗坛之地位。这是当今研究“钱学”的后辈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