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学·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尚书》 篇章的产生与名称的确立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君举必书。”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硬性规定。《汉书·艺文志》补充说明：“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把左右二史职掌刚好说得相反，但郑玄《六艺论》仍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其实这只是反映古代跟在统治者身边的史官随时记录着统治者的“事”和“言”。“事”就是统治者的活动，按年月记下来，就积累成编年大事记;“言”即统治者的讲话或文告(当时的诰誓辞命之类)，按篇记下来，就积累成诰誓文告的汇编。前者保存至今的，有《春秋》和《竹书纪年》;后者保存至今的，就是《尚书》和 《逸周书》中的一部分篇章。

当时史官对“君举”(包括言和事)必须“书”下来，“书”是史官这一记载行动的动词。结果书下来的成果也称为“书”，就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荀子劝学篇》： “书者，政事之纪也。” 《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吴澄《书纂言》解释说：“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策，曰书。”都明确说古时凡史官所纪录的东西都叫做“书”，包括编年大事记和诰誓文告等都在内。如 《墨子·明鬼下》多次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等，在其后必紧接一句“以若《书》之说观之”，便明把各国编年史称为《书》。《左传·昭二年》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则《易》与《春秋》一样也称《书》，至于先秦文献中常见的“《书》曰”，确大都是《尚书》或逸《书》篇章。所以凡当时史官所“著于竹帛”形成的典册，都称为《书》。此《书》字含有史的记载的意义。

到春秋战国时，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体裁，因而出现了新的名称。《国语·楚语》记 《春秋》 《诗》 《礼》外，还有《世》 (如 《世本》)、《令》 (如 《夏令》)、《语》 (如《国语》)、《志》 (如 《周志》)、《训》 (如 《夏训》)、《典》 (如 《帝典》) 等，另有《谍》 (如 《谍记》)、《谱》 (如 《周谱》)、《系》 (如 《帝系》)、《纪》 (如《禹本纪》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则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梼杌》等，《墨子》把它们综称“百国《春秋》”。于是原来作为各种史官记载综称的“书”，就剩下来专指“记言”的诰谟誓命之类了。“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专指诰谟誓命等记言体的专名。而且会按其产生时代分别称为 《夏书》、《商书》、《周书》。(先秦尚无“虞书”一词，《左传文十八》出现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订为 “尚者”之误)。

传至汉代，《书》为五经之一。作为《书经》，才开始称为《尚书》。但先秦时的 《墨子》 中已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上观于《夏书》”、“上观于《商书》”等，是说向上看，看先王之书，看上古之书，已为“尚书”一词出现的先声。作为秦博士的伏生把《书》带到汉代传授，就称《尚书》。孔氏传《古文尚书·序》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刘歆则指明是伏生学派首要一家“欧阳氏先名之”。可知明定《尚书》为书名的是汉代今文家。据王充、刘熙、马融等的解释，译成今语，《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现在《尚书》包括称为诰、谟、誓、命、典等的文献。“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辞，且多是军事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过程或某项专题事实。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以事标题的 (如 《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 《如《洪范》、《酒诰》)等。前人如孔颖达《疏》误分十类(比上五项多贡、歌、征、范及训五项，系取篇题末字为类，如《禹贡》、《流征》末一字，谬)，刘知几《史通》则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训”系据伪古文“伊训”，但先秦书篇确有《伊训》)，林之奇《全解》遂以为“无以出此六体之外”，依上所举，其说亦误。其实原是统治者讲话纪录或文告，可随文体命名。惟其中有叙事较多的，如《尧典》，有不是讲话纪录的，如《禹贡》，与全书体例不一致，反映这几篇是晚于其它诸篇的后来编撰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