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江西文坛群星巡礼·文章人品，相映生辉:江西文坛第一位巨匠陶渊明

江西文坛第一位巨匠陶渊明“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这段文字，出自梁太子萧统所编《文选·陶渊明集序》。这个评价，有其深远意义，它是陶渊明之后第一次对其重视并作出的公正的评价，从而引起后人广泛的重视。这个评价，客观、全面地反映了陶渊明其人道德之风范和文章之成就。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别号五柳先生，死后私谥“靖节”，故又称陶靖节。浔阳柴桑郡(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追赠大司马，陶侃不仅功勋卓著，威名显赫，而且为人正直，襟怀恬淡，堪称东晋诸名臣中品格最高气魄最大的人，《晋书》有传。陶渊明曾有诗文称道陶侃“功遂辞归”。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也是一个为人正直的官吏。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是个得官不喜，失官不愠的人。外祖父孟嘉，长期做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僚佐，备受器重，又以文辞卓绝而名冠当时，其为人光明磊落，不苟合取容。以上诸人，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当属陶侃和孟嘉。陶渊明少年时，家道已经衰落，贫苦的生活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使他自小就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在《杂诗》中，他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表达了他向往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思想。

然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却注定了他不可能奋飞远翥，实现其宏伟的抱负。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十六国时代，二十岁前，谢安秉政，维持了十几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在陶渊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时期，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专权，与王恭、殷仲堪一党互相牵制，政治日益腐败。陶渊明三十三岁这一条，晋武帝被杀，新立的安帝是个白痴，从此，东晋社会就陷入了悍将和大族互相攻伐的混乱之中。先是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王国宝在混战中两败俱伤，接着是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以后又有桓玄诛元显并于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位，将安帝迁到浔阳。公元404年5月，徐州刺史、镇军将军刘裕讨平桓玄，兴复晋室。这一系列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杀伐变乱都发生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附近，它们不可能不影响陶渊明的思想和行迹。东晋政治实行严格的门阀制度，政治经济特权主要由从北方逃到江南的大官僚世家所把持和分享，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严酷的门阀制度使得贫寒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陶渊明生逢这个乱世，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才情得展，实现大济苍生之理想。

陶渊明不能才情得展，也与其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有关。世代袭传之刚正不阿、不苟合逢迎之品格自小就熏陶着陶渊明，使他从小就不能适应世俗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少年时所受的教育中，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积极入世，大济苍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被老庄的无为思想所吸引，或者出于培养，但更多是天性使然，他崇尚自然，具有闲静的志趣和情操。这一点，与他后来成为隐逸诗人之宗有直接关系。也因此，“猛志逸四海”同“性本爱丘山”这两种矛盾的思想集于一身，常常交战，使得青年和中年的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到彷徨、苦闷和压抑。返朴归真的思想使他与当时黑暗的官场政治格格不入，以至每每一踏上官场便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厌恶。陶渊明一生屡仕屡隐，充满了坎坷、悲壮、辛酸、以至于更多的传奇。然而，正是在这种抗争与调和现实的追求理想中，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成功地实现了其高不可攀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形象。

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因为“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靖节征士诔》)，第一次出来做官，任江州祭酒，因为“不堪吏职”，不几天便自动辞职回家了。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拒绝了，在家闲居了六七年。公元400年，陶渊明第二次出仕，到江陵做荆州刺吏桓玄的幕僚。当时，桓玄权势烜赫，正准备谋夺帝位。陶渊明对这次出仕非常失望，第二年冬便借母丧之机辞职回家了。公元402年，桓玄攻下京都，自己做了皇帝，此时的陶渊明正坐在家中闭户吟诗，对桓玄称帝一事不屑一提。公元404年5月，刘裕讨伐桓玄，陶渊明重新怀抱建功立业的期望进了刘裕的幕府任参军。然而，他又失望地离去了。第二年，陶渊明又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作参军。但不到半年，随着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也再一次归返田园。同年8月，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在朝中为官的叔父的帮助下，离家到百里的彭泽做县令。根据他的《归去来兮辞序》，可知他这次出仕有三个原因：解决养家糊口的迫切需要;为以后的归隐做一点积蓄;解决自己喝酒的问题。但是，这次他在彭泽令任上仅八十多天便匆匆辞官回乡，三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次辞官，据陶渊明自己称，是为了奔妹程氏之丧，史书上则记载为不愿束带见督邮，“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其实，为奔丧事也好，为见督邮事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契机。陶渊明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在这其间，他总是以济世拯时为理想，力图探索出一条正直的理想的人生之路，正如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说：“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然而，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他的幻想破灭了。既然最后一次出仕不再在理想上抱有希望，而纯粹是为了生计考虑，这种为口腹而心为形役的做官，必然是昙花一现。辞官彭泽，陶渊明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官场的关系。窥其一生，他时而出仕，时而归隐，四十一岁以后，即彭泽辞官后，他不再出仕，而以归隐终了。这种坎坷悲壮的经历，对陶渊明来说，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他生就刚正不阿之质，天然不肯与流俗苟合，所以他注定要走上归隐之途。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与悲壮，然而他是胜利者。他在那污浊的名利场，成就了“出污泥而不染”;在坎坷艰难的生计中，他愤激地喊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体现了诗人的高风亮节和独立人格。

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和高尚的道德卫士。他要大济苍生，又不肯与世俗周旋;要得到隐居之资，又不肯“汩泥扬波”，诗人在探索其正直的人生之路上充满了苦闷、矛盾和无奈，但他终于在思想的不断矛盾斗争中坚持了励志躬耕的道路。他在《饮酒》第十二首中写道：“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这首诗是在歌咏古人，但也是诗人自己一生出处大节的写照。陶渊明处在那样污浊的社会，进不能“道济天下”，退而能“安贫乐道”求其次，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出路。虽然隐居后“贫富常交战”，生活和节操发生矛盾，但终于“道胜无戚颜”(《咏贫士》)，气节得胜了，他再也没有出仕。陶渊明给后人留下的人格魁力是不可言传的。他的一生就是实现这人格的一生。从年轻时的壮志凌云有所为到后来的归隐田园有所不为，都是他坚持节操、追求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形式。

陶渊明一生豪饮，嗜酒如命，意在寄酒为迹，借酒发挥。陶渊明独爱菊，菊可以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和志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是诗人洒脱无拘的归隐生活写照。陶渊明作为精神的卫道士，他在道德的路上走得很远很远，显示了一个正直人所具有的人格和尊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和理想境界。同样地，在另一个领域——文章领域，陶渊明的跋涉也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看作开宗立派的诗人，他被称作田园诗之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与后代许多作家相比，陶渊明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算太多，其中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四篇，四言韵文两篇。其中描绘田园生活的篇章，是他最富特色的代表作。平静朴素的田园生活，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形成了陶诗平淡淳厚、浑融完整的艺术意境。如《饮酒》其五，写他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悠然兴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居于人境而不闻车马喧闹，是因为心无滞碍，不为尘嚣所扰，所以不必避地而居，动境中自有静趣，也才能悠然自得。东篱采菊，无心抬头而见南山;日夕之时，飞鸟纷纷结伴归来，对此佳景，偶与意会，不觉沉浸在一片忘机的天真之中。通篇辞淡意远，自然高旷。

陶诗看似平淡现成，但并非不用技巧。他的诗能吸取晋人讲求对偶、声色、辞采和状物工细生动等特点，化为浑融一体的意境。如《杂诗》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日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用白描写空中之景，展现出一片空明澄澈的世界，更衬托出诗人举杯独对孤影的寂寞。又如《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中“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两句，毫不刻画，只通过听觉和视觉的转换，从极静处写出大雪的轻虚洁白，十分传神。观雪者的高旷神情，如在眼前。陶诗与魏晋其他诗人相比较，其鲜明个性在于陶渊明能在汉魏以来文人诗咏怀言志的基础上，融兴寄于自然美。在他笔下，景物既是有象征含义的意中之景，又是日常生活中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慨叹青春易逝，盛年难久：“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前四句写日暮天晴，春风微拂，美人酣歌，彻夜达旦，实喻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云间月和叶中华虽是比喻，却也是即月夜春景起兴。结尾语气陡然一跌，指出一时之好不能持久的本意，通篇清丽自然，又别有冷隽之致，足堪玩讽。

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其说是写田园，毋宁说是在写诗人自己。他是借田园生活的适意来表现隐居不仕的高致。他有意突出田园的淳朴和宁静，借以反衬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闲居自适的乐趣，以及对自己的高尚志趣的自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的田园诗还记录了自己对劳动生活的亲切体验，他对劳动、对劳动成果、对劳动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他在劳动的基础上，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的根本道理，他在《劝农》诗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对于东晋士族慕放达、好逸恶劳的风气具有针锋相对的批判意义。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充满生气、惹人喜爱。特别要提及的是他所描绘的“桃花源”这一理想的田园图画，虽然属于乌托邦的空想，虽然有复古色彩，却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魁力，那种“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情景，让人向往不已。

平淡固然是陶诗的主要风格，但陶渊明那些抒写壮志的诗歌则写得豪放雄健，这一类诗歌，鲁迅称之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荆轲》一篇中，以“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写壮士怒发冲冠的猛气，夸张传神;以“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叙群英易水诀别的场面，苍凉悲壮;以“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写荆轲飞盖入秦的英姿，慷慨豪迈。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表现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在思想上，陶渊明作为道德的坚强卫士和高标，启示人们蔑视丑恶、污秽的势力，教人远离它，鞭挞它。这种蔑视权贵、不屈从流俗的精神和守志不阿的严肃率真的生活态度，是与屈原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它显然对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对宋代词人、诗人兼散文家的苏轼等都有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写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苏轼也写有《和陶诗》一百二十首，可见他们对陶渊明的仰慕。当然，陶渊明用以自慰的安贫守节的思想并不能是积极的，完美无瑕的，例如他所推崇的人生幻化、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全身远祸等主张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艺术上，陶诗继承了诗经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又从同时代的艺术进展中吸取营养，将诗歌题材范围扩大到乡村田园和日常生活，创造了平淡深远、情景交融、浑然一片的诗歌意境，朴素清新、自然简洁的语言，不仅给人意味深长玩赏不尽的美感和艺术享受，而且为后人树立了诗歌艺术的更高标准。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曾谈到陶诗对唐代诗人风格的影响，他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思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