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发展本心”·陆学与道学
陆学是道学的重要一支，这在陆九渊并不讳言，但陆九渊不仅对朱熹之学不能心服，上推而及于程颐之学，也不买账。因此他与程朱之学既有道统之争，复有异同之辩。
道统之争
陆九渊对道学所谓的道统传衍另有一套说法。他说：“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没，此道不明。千有五百年之间，格言至训熟烂于泛文外饰，功利之习滥于天下。”(《陆九渊集》，第158页)这段话类似于程颐所作《明道先生墓表》“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那段话，但程颐所论有道与学对言之义，而在陆九渊这里却不轻言“学”字。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看来，圣人道统乃是心传，不是以章句之学传承的。孟子之后，学者把圣人的“格言至训”当作装点门面的饰词，对于圣人明心之道却不晓悟。陆九渊虽然很尊重北宋周、程所开创的理学，但他对洛学是有保留意见的，以为它“草创未为光明”，并以要使理学“大段光明”自任，有驾洛学而上，直承孟子道统之意。他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陆九渊集》，第406页)
对于二程，他尊明道，黜伊川。他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同上，第401页)又说：“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元晦(朱熹)似伊川。”明确排斥程颐、朱熹之学。陆九渊不仅批评他们于学理榛塞不通，而且也批评他们离开日用常行之道，徒事标榜张扬的作风，因而有意与之划清界限，其意似谓：世人不喜道学，是不喜程朱的道学，我所谓的道学与程朱不同。他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陆九渊集》，第437页)
“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都是谈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同上，第440页)
世人攻道学，却不攻陆氏之学，攻击陆氏的都是程朱派学者，即“谈语录精义者”。而陆九渊对他们所谓“语录精义”并不以为然。他说：“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词多有不是。”(同上，第441页)“程(颐)先生解《易》爻辞，多得之彖辞，却有鹘突处。”(同上，第409页)陆九渊不满于程朱之学，俨然以承接道统自任。他死后，他的弟子们也正是把他作为道统的承续者，如袁燮为《象山文集》作序说：“天有北辰而众星拱焉，地有泰岳而众山宗焉，人有师表而后学归焉。象山先生，其学者之北辰、泰岳欤!”高商老为《象山文集》作跋说：“洙泗之教，愤悱启发，邹鲁之书，因衡作喻。此学久矣无传，独象山先生，得千载之下，最为切要。……先生之书，如黄钟大吕，发达九地，真启洙泗邹鲁之秘，其可以不传耶?”(《陆九渊集》，第518页)
朱陆异同
朱、陆所读皆孔孟之书，所讲皆孔孟之学，而所谓理学，乃发明孔孟儒家义理。孔、孟之宗旨可以“仁义道德”四字概括之，理学家不满足于将仁义道德仅仅看作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看作宇宙人心的根本。理学家将此根本称作“理”或“天理”。由于朱学将理看作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一种客观存在，因而其方法重“格物穷理”，陆学认为“心即理”，将“仁义之心”或“仁义之理”看作人的秉彝，因而其方法重“发明本心”。理既在心中，就不应枉费精神，缴绕支离地求索于外。因而他反对将“学”、将“道”看得太过。有人问他：“颜鲁公(真卿)又不曾学，如何死节如此好?”他回答说：“但是今人将学、将道看得太过了，人皆有秉彝。”(同上，第453页)陆氏反对舍易求难，舍近就远，因而主张学圣人，应从明心上着手，不要从形迹上比拟。“(严)松曰：‘晦翁(朱熹)但在气象上理会，此其所以锱铢圣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用也。’先生(陆九渊)曰：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七八圣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气象岂能尽同? 我这里也说气象，但不是就外面说，乃曰：阴阳一大气，乾坤一大象。”(同上，第425页)陆九渊反对程朱的“持敬”说，认为“持敬”着意于做作安排，非本心之自然流露。他说，古圣贤“未尝有言‘持敬’者，观此二字，可见其不明道矣”(同上，第6页)。他认为此道不离人伦日用，而此理具在人心之中，发明本心，就会据于理，行于道。这种“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妇人童子听之而喻，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穷年卒岁，靡所底丽，岂不重可怜哉”(同上，第4页)。陆氏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本心备具仁义之理。读书考古，乃在助成明此理。读书考古而不能明此理，那就是迷途忘返的支离之学。毛刚伯对陆九渊的学术作了如下的评价：“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其教人为学，端绪在此。”(同上，第502页)陆九渊很尊重朱熹，以为他大节殊伟，如泰山乔岳，但认为他学不见道，没有认识到理就在心中，心即是理，徒向外读书考索。他说：“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陆九渊集》，第414页)陆九渊反对朱熹读书考索，并不意味他根本反对读书，实则陆九渊读书也甚勤奋，在他青少年时期，“伯兄每夜必见其观览检阅之不辍，明烛至四更而不寐”。平时他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虚说为病，所以当有人指责陆九渊不教人读书时，陆九渊申辩说：“人谓某不教人读书，……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同上书，第446页)那么，陆九渊读书同别人区别在哪里呢?一是读书目的、范围不同，他读书目的，在于“明此理，尽此心”，以圣贤之言印证本心，因而读书只看古注，明其大义即可，而毋须读后世学者杜撰的语录传注之书。世上许多学者读书是为了著书立说，因而往往不顾圣经本旨，标新立异，以致支离蔓衍，靡所底丽，注经解经之书每代愈增，学者疲神于董理爬梳，担子愈来愈重。陆九渊强调“只看古注”，就是要突破这一格局。他说：“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陆九渊集》，第441页)二是读书方法，陆九渊主张优游涵泳，平易读之，反对疲神竭精，穷究力索，尤反对折衷众家之言出以己意的治学方法。这种方法于己未得真实之理，于人又增一惑。他说：“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见今之读书谈经者乎? 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见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则何益哉?”(《陆九渊集》，第471页)但此种读书方法，似乎又只限于经学，对于天文、地理等专门之学，却需要积学工夫和绝识本领，不可轻忽草率：
“若夫天文、地理、象数之精微，非有绝识，加以积学，未易言也。”(同上，第197页)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理论不够发达，受经学传统、科举制度影响至大，陆九渊对经学传统、科举制度能采取一种超凡脱俗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能更以其宏力移易“本心”之说，加功于此天文、地理之学，则其功绩将不可胜言。然而陆九渊毕竟是陆九渊，迈出此一步也许就不是陆九渊。但朱陆比较，或许陆学更能与西学接合，这是因为它受传统束缚较少之故。明末对于西学特别感兴趣的，大多是陆王派学者，而不是程朱派学者，这一事实可以为证。(参阅朱维铮《十八世纪中国的汉学与西学》)
由上所述，可见陆九渊并非主张废弃读书，而是提醒学者不要沉溺于书册之中，应该常有本心的自觉，收敛精神，作为主宰，以保持旺盛之精力，行贯于儒者日用伦常、酬酢应对的活动之中，陆九渊批评朱学“支离”的意义就在于此。后来朱熹还是虚心接受了陆九渊的批评，承认了自己的“支离”之病，并本着“去短集长”的精神主动缩短两家的距离，他在给陆九渊的信中说：“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陆九渊集》附录二，第550页)实则两家学术侧重不同，但都以“丕阐理学，以淑士类”为宗旨，在理学根本问题上，陆九渊与其他理学家并无大异。历史上“朱陆之辩”一场公案，其分歧只归结为如朱亨道所云：“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第491页)
近人研究理学，以张载之学为唯物主义，以程、朱之学为客观唯心主义，以陆、王之学为主观唯心主义。并视此为诸家学说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法不是无根据的，但奇怪的是，程朱与张载之间，陆九渊与朱熹之间并未发生此类世界观方面的争论。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理学家在对待恪守儒家伦理方面，对簿甚严，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对涉及世界本原等不能验证的形上问题时，则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一般并不发生争执。更重要的是理学家面对着两方面的论敌：一是佛老思想，一是功利论思想，在这两种思潮面前必须表现出鲜明的道学立场，陆九渊当然也不例外。他以理性态度对待人生，不信神佛、仙术，主张经世，反对佛、道二教的出世、逃世主张，他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陆九渊集》，第7页)“入妄人之说，以求长生不死之术，则恐蓬莱瑶池终不可至，而蕞尔之身将毙于煅炉山屐之间矣。”(同上，第57页)
陆九渊也反对功利派重“欲”、重“行”的思想，因而在理欲观、知行观上坚持理学家的立场。在理欲观上，陆九渊从其“心即理”的立场出发，反对把理归之于天、把欲归之于人的分法，认为“天理”、“人欲”的提法出自《乐记》，而《乐记》受了道家老子思想的影响。但陆九渊仍然坚持“以道制欲”，他指出：“大概人之通病，在于居茅茨则慕栋宇，衣敝衣则慕华好，食麄粝则慕甘肥，此事是世人之通病。”(同上，第404页)“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 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同上，第380页)
陆九渊承认先验之理的存在，因而在知行观上，强调知先行后。他赞成学生“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观点，并曾说过：“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同上，第401页)
由上述可证，陆九渊同样是一个地道的理学家。朱陆之争纯属理学内部的争论。
《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强调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至宋代，在朱熹、陆九渊之间展开的尊德性、道问学畸轻畸重的争论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引发的。
中国历史传统一在尊德，二在重知，这在儒家那里一方面表现为对古代圣人的道德训条深信不疑，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承续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家在学，父兄师长所耳提面命、劝学奖进者也主要是这两项。更有国家以其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著为功令，以此选拔人才，遂成一牢不可破的格局。但国家功令反过来又起了一种毒化作用，一些士子名义上讲习道德学问，心中实慕求富贵利达，况且科举制度牢笼人才有一大套搬弄理论教条的技巧，学者受制于其中，终日揣摩时文，对于尊德之事，反而束之高阁，置于虚空。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其意义主要即在破此格局。这对于个人的修德虽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但从长远方面看，它对于国家功令，乃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承传都潜存着一种破坏的作用，因为陆学提倡简易直捷，具有不可操作性，其说若行，则国家很难通过功令来牢笼天下士子。同时陆学不主立说，不信传注，对传统的经学教条也会有所冲击。所以封建统治者不尊陆学，乃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