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艺术·儒学与中国美术·启人高志，辅理性情

艺术与人的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彦远在主张绘画的政教作用的同时就还指出了绘画“怡悦情性”的审美怡情作用。明代杜琼所说“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阐发的也是绘画对人的情操修养的培养。沈宗骞认为绘画能“辅理性情”，同样是从审美和修养的角度总结绘画功能的。

与修养有关，更被普遍重视的是画家自身的水准。五代以后的文人很多都长于绘画，将绘画视为一种高层次的修养。绘画修养以“雅”字为本。五代大画家李成就曾表白：“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能奔走豪士之门，与技工同处哉?”可见，高雅是艺术家追求的境界。甚至有的画论认为只有修养好的衣冠贵胄、轩冕才贤，方能作出真正的绘画作品。这种说法，与孔子关于等级之分的创作思想，有着长远的联系。

明代画论讲究画家的修养，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要求画家多读书，从美好的事物中获取营养，由此才能画出富于士夫气、书卷气的作品，适应较高阶层的审美需要。这与先秦时代的“雅乐”之论，可谓遥相呼应，实属不能斩断的筋脉。清代画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倡和赞赏绘画的高雅，认为人品高，画品才高。蒋骥就说：“人品高，学问深，下笔自然有书卷气。有书卷气，即有气韵。”画家们所追求的这些“人品”、“书卷气”、“士夫气”之类，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雅”字。

先秦儒家的礼乐观、教育观，从国家的角度讲，是辅政的问题;而从人的个体角度讲，其实就是提高人的质量、加强自身修养的问题。孔孟虽有“生而知之”、“不学而知”的认识，对后世重天赋的绘画理论产生了影响，但儒家对于如何学习、如何成才的一系列观念，则更具有影响力。当绘画与仕途被人为地结合于一体时，后天的积极入世和追求儒雅就更成为一种目标。如前所述的“踏花归去马蹄香”之类的故事，就从正面说明了一些问题，它也是绘画艺术全面成熟的产物。

成熟期的绘画主要题材是山水花鸟，它满足了皇家贵族与士大夫阶层的欣赏需要。因而，理论上也就多强调绘画的寄兴、怡情、养神等作用。中国山水画不仅体现文人雅趣，更浓缩着人对自然的热爱与欣赏。山水画重线条，不重色彩，似乎强调某种神韵，但对所处环境的品味，从根本上讲仍是对与之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的关注。

雪溪图(传为唐王维作)

通常有一种解释，即仕途不畅或罢官隐退，是画家们寄情于山水的一大原因。这远不能涵盖山水画繁荣的全部原因，但倒可以引申出另一个与儒家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话题：正是由于关怀世事的强烈愿望，使得画家们一旦受挫便以另一种极端的脱俗形式寻找平衡、表达心绪。这恰恰反映了历代知识分子不了的入世情结。

当然，能够“辅理性情”的并非只有山水画，人物及生活题材的美术作品更能直接体现作者的品位、对现实的看法，只是作品内容应当合理而有益。古典绘画理论中就讲究“理”的概念，“理”即合理，合情理。这与传统美学上所要求的以理节情、和谐适中的观念亦不无关系。

美术史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美术思想受儒家正统艺术观影响，重视美术的认识、教育和审美的多种作用，主张艺术素材应当从现实中得来，应当师法自然，同时也强调人的基本修养和内心素质的重要性，即所谓“外师造化，内法心源”的原则。由这一点亦可体会出后世美术技法理论及实践与儒学思想的连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