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汉”“宋”之争·门户水火:《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汉学如日中天的嘉庆年间，既是汉学营垒及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汉学家对本学派学人、学术的全面总结。后者则成于道光初年，囊括了宋学家攻击乃至中伤汉学的全部言论。由于相互之间的严重对立，二者也因此而成为清代儒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汉学师承记》

《汉学师承记》系汉学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年(1830)。他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其学术也深受惠栋的影响，“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惠栋曾作《周易述》，未成书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江藩为之拾遗补缺，撰《周易述补》一书，体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黜之，“方之惠书，有过之无不及也”(《清史列传》卷六九)。时值汉学昌明，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江藩置身其中，也极力排斥宋学，深固壁垒。为了羽翼其师，张大其军，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对清代汉学作了一个总结。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对理学都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他推崇汉代经师经说直接孔子先圣之绪，各有师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均“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特别是东汉硕学大师郑玄，“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汉学师承记》卷一)。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人的经说诂训入手。江藩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即如宋儒以义理之学见长，同样也离不开汉儒经说。这是因为“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令耶”(《宋学渊源记》卷上)!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藩对宋儒弃先儒古义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满，斥之为“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汉学师承记》卷一)。

在推崇汉学、排斥宋学的同时，江藩从汉学家的视角出发，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本学派的渊源流变。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戴震集其大成以来，至乾嘉时期，已臻于极盛，学者无不靡然向风。但是，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总结，只有汪中曾说“国朝诸儒崛起，按二千余年沉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鼎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汉学师承记》卷七)，拟作《国朝六儒颂》，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继之，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因而于治学之余，“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汉学师承记》卷一)。在这部书中，江藩通过对汉学家学行学术的记述和表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如惠栋三世传经，精研《易》学，首称汉帜，江藩对其推崇备至，盛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宋学渊源记》卷上)，既于书中源源本本地记述了其思想主张、学术传承及治学成就，还特别表彰其《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汉学师承记》卷二)。在《经师经义目录》中复加揄扬，称“《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又如汉学家一致遵循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江藩也奉之为不二法门，不仅藉诸多汉学家之口，反复予以阐扬，而且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汉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发明和贡献。阮元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乘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汉学师承记序》)。

但是，江藩在总结清代汉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为汉学家立传，凡被认为其学术不纯者，均遭排斥。如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代学术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学者多推崇其学，认为“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汪中作《国朝六儒颂》，首推顾炎武;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也以顾炎武、黄宗羲居首。但江藩却深固壁垒，指责其学不纯，认为“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宝，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竟然把黄宗羲、顾炎武摒弃于外。后在友人的规劝之下，才复“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汉学师承记》卷八)。后人对此评论说，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梨洲居首”，而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伍崇曜《汉学师承记跋》)。其实，所谓“体例之严”，恰恰表现出江藩的门户之见。并且，这种门户之见也反映在他所铨次的《经师经义目录》中。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清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河图》、《洛书》等图书的辨伪，对汉人《易》说的钩沉，对《易经》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惑》等著述，均力辨图、书之非，为恢复《易经》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研究，撰《易图明辨》一书，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显然，总结清代《易》学，特别是有关图、书的矫诬辨伪，黄宗羲、黄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却认为二者均非专门汉学，他说：“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因此，他在为本朝汉学家铨次著述目录时，竟将二书摒而弃之，声称“凡此诸书，不登兹录”(《经师经义目录》)。其子江钧在撮述江藩著录旨意时，也说：“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记于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为玉也。”故而但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经师经义目录》卷末江钧识语)。可见江藩扬汉抑宋，壁垒森严。也正因为如此，同时稍后的今文学者龚自珍致书江藩，专就“汉学”之称提出十条质疑，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说：“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 不足概服宋儒之心。”(《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并据此而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经学师承记》。其后，祁隽藻嘱何秋涛撰《续记》，何秋涛也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而攻之矣。”(《清史列传》卷六九)可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甫出，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引发宋学家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学商兑》

在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引人注目。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于咸丰元年(1851)，安徽桐城人，曾从姚鼐问学。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朱子之言”(《清史列传》卷六七)。他见乾嘉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弗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汉学商兑·序例》)，“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因“恐此道遂倾矣，盖尝惧之，故为反复究论”(《汉学商兑》卷下)，“思有以弥缝其失”，撰成《汉学商兑》三卷。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深致不满，指责此乃“边见邪见”，最为“悖道害教”，认为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他把经书喻为良苗，汉儒是耕耘的农夫，宋儒是舂食的获者，嘲笑今世汉学家不过取汉儒遗弃的禾稼复加种植，“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数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据此，方东树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汉学商兑·重序》)。不仅如此，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汉学商兑·序例》)。

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治学宗旨，方东树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 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 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汉学商兑》卷中之下)。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证的治学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全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此等学问，方东树认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驱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礼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汉学商兑》卷下)可以说，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至方东树达到了顶点。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一味考据，无关国计民生;认为训诂小学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由于方东树归根结底是出自“卫道”的目的及汉宋学家的门户之见，因而其书颇多强辞夺理、谩骂中伤之处，这就使得其仅有的一点是处，也淹没在门户之争的污水中去了。

方东树的著述成书于道光初年，当时汉学已经走过了其全盛期而趋于衰落，因此，有称方书出而汉学焰遂熄者。但实际上，走向衰落的不仅是盛极一时的汉学，同时还有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汉学宋学双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各自学派的短处，而开始倡言综合汉宋，以期补偏救弊，但时移事异，盛况不再，二者均无法改变其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