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文化的特质·没有“释义学”的释义·清代考据学:训诂明则义理明
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在社会上盛行，从学者终日空谈心性，束经书于高阁，遂使社会上充斥着空疏无用的浮夸学风。显然这种风气主要源于理学家的以《六经》为糟粕的思想。加之明时以八股文取士，应试者皆走诵习时文的捷径，遂置经书于脑后。针对此种社会弊端，有些学者如杨慎等都竭力倡导重经或重汉唐注疏。此为考据学兴起的社会原因。
宋明理学可分成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思潮。理学家与心学家相与论辩，互相攻诘。为了论证各自观点的合理性，双方均需在儒学的典籍中找寻文献上的根据。这是清代考据学崛起的学术上的起因。此外，明朝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运动，江浙地区刻书业的勃兴也都有助于考据学的发展。
因文求义
“考据”又称“考证”或“考订”。考据是清儒治学的一种方法或态度。清朝考据学是宋明义理之学的反动。宋儒重以义理解经，其旨在求得经文之大义，而认为不必在文字上斤斤计较。章句训诂本为通晓经典义理的手段，明经传之大义才是为学的根本之所在。宋儒批判汉儒的重章句训诂的学风，纠正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倒置。这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宋儒以义理解经的弊端在于不尊重经文的原义。他们不信注疏，进而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遇于疑惑难解之处则往往断以己意。清儒反对宋明理学的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于是清初儒学大师起而提倡“通经致用”。他们认为儒学典籍包含了“致用”的全部道理，所以为了致用就必须读经。但历来的经书传注多有舛误阙漏。为了寻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一是要寻找古书。越古越好，因为去古未远，舛误较少。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文字的音义去解读经书。所以，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话也就成了考据学家的基本原则。乾嘉学派则更进一步由此而建立了“训诂明则义理明”的基本信念。如戴震的治学方法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反复主张要以文字为基础，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去了解经典的大义，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戴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又如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都精通文字、声韵、训诂、校勘之学。他们的治学方法仍从文字入手。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则小学明，小学明则经学明。”(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宋儒本为救治汉儒重章句训诂而疏于经文大义之弊，而倡导以义理解经的原则，不意宋儒却陷于重义理而轻章句训诂的另一弊端之中。于是清儒上承义理之学的弊端，起而倡言“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解读经典的基本信念。“训诂明”则为手段，“义理明”则是目的。这就较准确地看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由于清儒着重从文字音义去解读经义，历来未被重视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于是成为了清儒的研究对象。如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曾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来注解许慎的《说文解字》，成就了《说文解字注》一书。由于段玉裁有广博的知识并抱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不盲从许慎，所以在此书中订正了许慎的不少错误，而且他能辩析同义词，并注意词义的变迁。上述的种种特点，遂使他的书成为了近代最有名的文字学著作。王念孙曾评价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同上)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除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外，还有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而在《说文》之外的古字书则有戴震的《方言疏证》、江声的《释名疏证》、宋翔凤的《小尔雅训篡》、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尤须指出的是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最为精凿。清儒在文字学上所作出的成绩确实是空前的。
知音考文
治文字学又不得不治音韵学。音韵学在清代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清代音韵学的研究始自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它包括《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五种。此书将古韵分为十部，奠定了古音学研究的基础。此外，音韵学方面的著述尚有江永的《音学辩微》、《古韵标准》，戴震的《声韵考》、《声类表》，严可均的《说文声类》，陈澧的《切韵考》。读古经文必须要了解古文字的含义，而要了解古文字的含义就必须了解古音，由知音而考文。音韵学本起于考证古音。由于清儒的不遗余力，遂使这一学问越推越密、越演越精。清朝考据学家在音韵学与文字学这两个领域内作出了巨大成绩，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一大成就。
由于清儒恪守“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然后知义理之趣”的基本原则，加之他们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使他们解决了古籍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如《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佳”字，《经典释文》解释成“善”字，河上公则读为“饰”。王念孙认为都不对，指出“佳”字实为“隹”字的误字。他的考证过程是这样的。
(1)驳古注之非;他说“佳”字解释为“善”或“饰”都不妥。因为古代所说的兵，是指五兵说的，所以说“兵者不祥之器”。如果从用兵来说，只可说“不祥”，不可说“不祥之器”。
(2)立假设：他说“佳”字应该是“隹”字之误。“隹”是古“唯”字。“唯兵为不祥之器，所以有道者不处。”上句说“夫唯”，下句说“故”，两者文义正相吻合。
(3)举本证：《老子》曰：“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又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4)引旁证：古钟鼎文“唯”字都作“隹”，石鼓文也是。
(5)下结论：他说：今本作“唯”字，都是后人所改。此“隹”字如果不误作“佳”，后人也必定改为“唯”。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见，清朝考据学家的渊博学识、精深的文字学功底和实事求是、一丝不拘的谨严的治学态度。我们尤须注意的是清儒考证经义时强调“本证”、“旁证”，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之上做比较、做归纳，而从不断以己意。陈第、顾炎武首先用了“本证”、“旁证”这两个名词。而顾炎武、阎若璩等考据学家把这种考证方法的效验表现得非常清楚。结果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都受了这种方法的吸引。这种严格而冷静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结束了空疏而不实用的理学的时代，而造就成了一个实事求是、小心求证的学术时代。
通训诂是为了明义理，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初衷。但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家却一反初衷。在他们看来，考据已不只是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为学的目的。这就使得考据和义理研究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尖锐了起来。当时学者多认为义理研究为空疏无用之学，而文献的考据才是切实有用的学问。也难怪戴震晚年由考证折向义理研究之时，当时的考据学家都对此表现出了很不以为然的态度，以为这是耗时间精力于虚空无用之地。由此可见，在考证学风盛行的时代环境中，从事义理研究的艰难和困苦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一般考据学家的学术价值趋向。考据之风趋向极端之后，便也就随之导致人们割裂了“经学”与“致用”之间的关系，把学者逐渐地引向书斋、埋首故纸从事于支离破碎的考证工作，这也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在思想领域做创新的工作。
考据学家心目中的“训诂明则义理明”的基本信念在理论上的问题在于，他们始终不明白“训诂明”只是“义理明”的必要条件，即如果训诂不明，那么义理必然不明;但训诂明则义理未见得明。他们把理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文字训诂、音韵等问题，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极大的误解。这一理论上的误导遂驱使他们把毕生精力置于文字考定的层面上，而于义理的研究则全然不顾，甚至于有意贬低义理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的趋向也就足以说明为何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史来看非常的贫乏而又沉闷。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清朝的考据学家在传统文化的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对古代的典籍做了种种严格、细致的辨伪、校勘、注释的工作，从而尽可能地消除了古籍中的种种误读，使不能读的古书变成了可读的了。此外，他们又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使许多在历史上已亡佚的古籍得以保存并流传了下来，使我们现在也能够得以窥见这些亡佚古籍的思想的大概，为我们对之作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