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儒家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统治地位·文学创作应有功利目的

汉代文论，始于《诗序》。《诗序》的作者或云孔子弟子子夏，或云子夏、毛公，或云后汉卫宏。但大体而言，它是经过许多人之酝酿，逐渐形成的。《诗序》概括了先秦儒家对文学的认识，成为先秦文学理论的总结和汉代及专制主义时代文学理论的开篇。而其要点，就是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

《诗序》论《诗经》，认为《诗经》是言志抒情之作，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言情，进而发展为歌咏舞蹈。《诗序》认为，诗与音乐和时代的政治密切关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反映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序》提出了“六义”的说法，含三体三用，即赋比兴是诗之三用，风雅颂是诗之三体。《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诗序》的作者在对六义的阐释中，提纲挈领，强调诗的美刺作用，即诗应该积极的干预生活。

《文心雕龙》(明万历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

《诗序》是儒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思想的产物，《诗序》始终贯穿着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要求诗“化下”，“刺上”，“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思想，是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创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诗序》的文学观，是中国文学理论进入专制社会时期的首出之作。《诗序》而后，专制主义时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无不标榜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司马迁是西汉的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思想，有其父所尊崇的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但其论文学功用，仍是儒家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此处所言发愤，实际就是积极干预社会，尽儒教伦理，实现文学的功利目的。这从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言论中就可找到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深切著明的行事，表达了维持儒家所标榜的社会秩序的决心。这种尽职尽责的决心，是符合儒家君君臣臣之义的。

文学创作的功利作用，在古代的理论家那里，被提到了非常的高度。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正因为文学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古代的理论家、文学家才如此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目的。白居易《与元九书》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序》曰：“为君、为臣、为事而作。”《读张籍古乐府》曰：“未尝著空文。”正是古代文学家创作所始终贯彻的原则。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楚辞》、汉赋及乐府、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积极反映民生疾苦，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以文学讽谏君主，匡正世俗，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这些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古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也就以功利目的评判文学作品，对不合于功利目的，或者说违背儒家理论的文学家及文学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符合功利目的的文学作品，则予以表扬。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以“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诗无讽谏，所以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白居易《与元九书》认为其时诗人之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种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最突出的表现在对赋文学的认识方面。汉赋文学，兴楚而盛汉，自汉以后，很多理论家批评汉赋，其立论都在汉赋是否有“功用”的问题上。

《说文》曰：“赋，敛也。”段注以为“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赋，《毛公鼎》作赋，《诅楚文》作赋，殆以武分财币也，或以武敛财也。赋於文学，义出於“班”，布也，敷也，铺也。《二南密旨·论六义》曰：“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赋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诗中密旨》曰：“赋者，布也，象事布文，错杂万物，以成其象，以写其情。”就是说，赋的特点一是错杂万物，指事而陈，象事布文，以形象或意象表达“其情”。二是这种“情”必须是有关“讽诵”，即对社会的美丑善恶表示一种倾向。这个意见可以代表人们对“赋”的基本认识。刘熙载《艺概·赋概》指出：“赋起於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的错杂万物，铺陈排比的特点，是文学发展的需要，不是赋家的凭空杜撰。扬马诸人，正是从这种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的需要出发，大力弘扬赋的体制。 司马相如《答盛问作赋》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就是充分地认识到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并最充分地表现这种复杂性在主体心灵中的体验的必要性。纂组为文，锦绣为质，二者经纬成文，间以宫商，即成美丽之赋。然则赋除了铺陈与讽谏外，尚有美丽的要求。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曹丕曰：“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曰：“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刘勰曰：“赋者，铺也，敷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皇甫谧曰：“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钮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文选·三都赋序》)以上诸说，都可充分证明赋文学之为“赋”，无敷陈，无寄情讽谏，不尽美丽之旨，皆不足道也。《艺概·赋概》曰：“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也。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耳。”就是说，正格的赋是通过铺陈和色相的美丽，通过对直观体验的描写或叙述，表现赋家的精神认识，即通过隐晦的象征意义尽讽谏的伦理需要。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唐代大诗人。

对汉赋的批评，以大赋家扬雄的意见最尖锐。扬雄早期创作了《甘泉赋》、《长杨赋》、《河东赋》、《羽猎赋》等作品，讽谏汉成帝，但后来，他不再作赋，原因是他认为赋于讽谏无功用。《法言·吾子》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 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也。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人室矣。如其不用何?”又曰：“辞胜事则赋。”《汉书·扬雄传》“自序之文”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於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这几段话的意思不过是说：汉赋的形式华美，为文害用，又如《大人赋》之类，不能达到讽谏的目的，还受人轻视，是学童雕琢，俳优游戏之作。

扬雄以前及以后的作家和评论家，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氛围中，发表了对赋的看法，有肯定赋的观点，如汉宣帝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为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班固《汉书·艺文志》一面引刘向父子《七略》之言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而《两都赋序》却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至左思赋三都，穷心十数年，务求言之有据，其序曰：“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两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两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此，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对想象与虚构表现了很大的不满，只求文学之“用”与“验”，而对其“宝”、“丽”，却弃之不顾。皇甫谧《三都赋序》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雅，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刘勰也认为“楚艳汉移，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宗经》);“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剌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文心雕龙·比兴》)。汉赋这种叙述描写式的美文学，因为与过去的文章有很大差异，所以是没有存在权利的。《文心雕龙·夸饰》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纵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於玉树;言峻极，则颠坠於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於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这些肯定或否定，都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的理论基础上的。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唐代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