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独尊地位的确立·两汉经学·两汉经学的异同
西汉、东汉经学的发展各具特色，自儒家独尊，今文经学的建立，到古文经学的兴起，以至今、古经学合流，然后逐渐趋于衰微，一是由于政治的变迁，一是受学术内在规律的影响。因此，两汉在经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总的来看，有如下差异：
西汉尚今文，东汉重古文
今古经学之分，最初起于文字不同。当时今文指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是指先秦的古文而言。西汉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学，本无今古经学的问题。到了刘歆倡导古文经，移让太常博士书，欲立《毛诗》、《左氏春秋》等博士，才有古、今经学的论争。古今经文本只是文字不同，到后来，连解经也有了很大差别。所以许慎在《五经异同》中，把五经分为古今经来研究。又因为今、古经文家法、师法不同，因此主张也相去甚远。廖平《古学考》总结说：“今学祖孔子，主《王制》;古学祖周公，主《周礼》。今学为孔子晚年之说，古学为孔子壮年之说。今学为经学派，古学为史学派。今学出齐鲁，古学出燕赵。今学守专门，古学多异说。”这些区别到后来发展为争执，甚至演变为意气用事，古文学家诋今文经学“口说无凭”，今文学家则斥古文学家为“向壁虚造”。彼此攻讦，久久不息。
今文尚微言大义，古文多章句训诂
西汉说经偏重于微言大义，讲求经世致用，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经》当谏书，治一经就要发掘出经书中能为当世所用的政治观点和方法。东汉的经师则多致力于章句训诂，许多经学大师也是训诂的高手。许慎、马融、郑玄在经义训诂上都达到高峰，后人称名物、训诂之学为汉学，原因就在于东汉经师在训诂上的成就在历代学术中是独树一帜的。
贾逵(30—101)，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经学家，著有《经传义诂》，有“通儒”之称。
西汉经师多专一经，东汉经师多才博通
西汉前期因经学初兴，经籍流行不广，加之经师多重微言大义的发掘，因此一般经师仅专守一经，罕能兼通，像申培既通《诗》又通《春秋》，韩婴《诗》、《易》双通的为数极少，能五经皆通的，仅夏侯始昌一人。
东汉经师则不然，兼通数经的比比皆是。如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习河洛图纬之学，又撰《礼内外说》;许慎五经无双;何休精研六经;贾逵、马融、郑玄则遍通群经，尤其是马融可通十一经，后儒很少能与之相比。这种遍通群经的风气，也是东汉经学的一大特点。
何休(129—182)，任城(今山东济宁)人，东汉今文经学家，著有《春秋公羊解诂》，注有《论语》、《孝经》等。
西汉说经简，东汉说经繁
西汉各家之说大多止于一、二篇，但东汉解经却极为繁冗。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说：“东汉则袁京习京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朱普《欧阳尚书章句》四十万言……牟氏《尚书章句》有四十五万余言，张奂亦以其浮辞繁多，减为九万言，然奂自著《尚书记难》亦三十余万言。伏恭治《齐诗》，以父黯章句繁多，乃省简浮词，定为二十万言。张霸就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以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东汉学者说经虽多又博，但多而无当。《汉书·艺文志》曾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戾，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言，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这虽是《汉书》中的话，但对东汉学者治学之弊也是适用的。徐干《中论· 治学篇》也对东汉学者提出批判：“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
西汉经学以利禄为荣，东汉经学则谶纬最甚
西汉设立的经学博士对经学的兴旺起了很大作用，朝廷用利禄吸引知识分子的做法非常成功。《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颜师古也认为：“言为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通经可以得爵禄高官，公孙弘、桓荣等人就是通过通经而发迹的。西汉元帝以后更有“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经学历史》)。因此世人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说法。
东汉谶纬之风最为严重，就连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也热衷于谶纬。刘申叔《国学发微》讲：“自汉武表章六经，罢黜百家，托通经致用之名，在下者视为利禄之途，在上者视为挟持之具。……及光武以符箓受命，…… 由是以谶纬为秘经，颁为功令，稍加贬斥，即伏非圣无法之诛。放一二陋儒，援饰经文，杂糅谶纬，献媚工谀，虽何、郑之伦，且沉溺其中而莫反，是则东汉之学术乃纬学盛昌之时代也。”
桓谭(约前24—56)，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西汉末东汉初哲学家、经学家。
西汉经学经过四百年的发展，到东汉末郑学达到顶峰，经历了今文古文之争、齐鲁之争，受阴阳、五行、谶纬、政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许多派别，但就两汉经学研究的整个方向来看，大体上仍是一致的，即两汉经学都以章句训诂为主，并主张经义的研究应该有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因此特别推崇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