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摄中变化日新·域外文化的融摄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繁荣昌盛，不仅得力于诸子之学的融汇，南北文化的整合，而且得力于对域外文化的融摄。
儒学对域外文化的吸收，是在克服华夏中心主义、取得封建王朝支持的过程中完成的。而克服华夏中心主义、取得封建王朝的支持，又是与儒学排斥、批判、抵制外来文化、展开较量和论争，迫使对方作出某些让步分不开的。
从本质上来说，文化(包括精神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智慧的结晶，自有其一致之处。由于各种文化产生的土壤、发育的生态不同，于是便形成了各种文化的不同特点。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各种不同文化便相互碰撞、交流，在相互排斥中求同融异、取长补短而相得益彰。
儒学对佛学及西学的排拒，迫使对方为立足中国而作出迎合儒学的种种论证，从而对儒家学派、中国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产生影响和共鸣。
(1)文化的多元性。如汉末魏初由儒入佛的牟子在《理惑论》中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明代孔贞时等认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各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天问略小序》)古今中外，诸多学派，只要“不违于天”，有合于义，即有利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就应当兼收并蓄。
(2)中外文化的一致性。东晋人孙绰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喻道论》)。佛就是儒家所说的“觉”，二者一是“明其本”的内学，一是“救极蔽”的外学，其旨趣是一致的。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以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同条共贯”、互为补充的“耶儒合流”论为其传教活动作宣传，并承认中国的天主教徒可以崇拜孔子和祖先。中外文化，异中有同。双方可以交流，而且应当交流。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获得发展。
(3)儒学的开放性。牟子用尧、舜本出于夷狄、孔子不辩华夷、欲居九夷等证明学佛并不违背周孔之道。梁代僧人僧佑从思想文化的流动性和华夷划分的相对性立论，认为“地常诸夏，而世教九变”，“伊洛本夏，而鞠为戎墟;吴越本夷，而翻成华邑”(《弘明集》后序)，所以不应在儒与佛之间截然划一鸿沟。学问无止境，学派应开放。封闭只能导致自我萎缩。只有在与周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入源头活水，才能保证儒学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以上论证，对于克服华夏中心主义的弊端，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佛教徒主动修改部分教义，积极为封建王朝服务，“助王化于治道”;西方传教士们以其历法、地理方面的知识效力于皇廷，向官员赠送日晷、自鸣钟等礼品，用这样的方法争取王权的支持，获取传教的权利。在为封建王权服务这一点上，佛教、基督教与儒学有了共同语言，这也为儒学对佛学与西学的融摄提供了有利条件。
儒学对域外文化的采撷，曾经掀起两次高潮：一是隋唐时期对佛学为主的周边文化的融摄，一是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吸取。
融摄以佛学为主的周边文化
唐代以前，中华文化虽有对异域文化的排拒，但中国的对外交往是相当开放的。封建制度的早熟，经济的发达，国力的强盛，使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更加巩固。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开拓、奋发进取的儒家精神日益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华文化自信自强、闳阔包容的伟大胸襟。到了唐代，国势鼎盛，四海安定。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在胡汉融合、兼容并包的文化整合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泱泱大国的雄风，博大恢宏的气度，形成了宽松、开明的文化氛围，全方位开放的文化格局是：远航的“唐舶”把精美的“唐货”送往日本、东南亚和西亚各国，洞开的国门迎来四海宾朋，首都长安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都市。七十多个国家组团来访，三万多名留学生驻京习儒。印度的佛教、西亚的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在长安城里建起庙祠，希腊的雕塑、拜占廷的建筑、中亚的乐舞、天竺的杂技、大食的疗术纷纷在长安一展身手……。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所指出的：“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
在这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中外文化大交流中，中国文化在保持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特质的同时，有选择地选择与改造各种舶来品，使之成为自己肌体中的有益营养。儒学对佛教的改造和吸收便是其中的突出范例。
魏晋南北朝以后，以儒释佛成为时尚，儒、佛融合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儒学思想渗入佛教教义，加速了佛教儒学化、中国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儒学也吸收了一些佛学思想。北齐的魏收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完全一致的：“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魏书·释老志》)儒学家颜之推进一步解释道：“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颜氏家训·归心篇》)这就为儒家的“五常”增添了新的内容。但颜之推把佛教的三世报应说也引入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认为“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形体虽死，精神犹存”(同上)。
隋唐时期，统治者三教(佛教、道教、儒学)并用，儒、佛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已经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韩愈为了对抗佛教的传法系统，又仿照佛教的做法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李翱追随韩愈辟佛，称“佛法害人，甚于杨墨”(《全唐文》，《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但又吸收了佛学中与儒学相契合的“心术”、“佛理”，主张“以佛理证心”。柳宗元以“圣人之道”为标准，有选择地“以儒统佛”，在坚持儒家人本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本于孝敬，积以众德”、“不爱官，不争能”、“明心见性”、“向里觅佛”等思想，以“推离还源，丰佐吾道”。此外，大量佛经的翻译，大量佛寺佛塔的建造，大批佛画、佛乐的流行，都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补阙拾遗、拓展创新的丰富材料。
儒学对佛学的融摄，在唐代以后仍在继续。宋明时期的一些大思想家，都对佛教有过深入的研究，在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儒学的庞大体系。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大都站在儒家立场上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暗中吸取了佛教本体论、心性论方面的思辨成果。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建立，分别得力于佛教的华严宗和禅宗。而苏轼、苏辙等人则公开打出“三教融合”、“三教合一”的旗号，援佛入儒。
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佛学中与儒学有亲和力的因子特别受到青睐，而那些与儒学格格不入的因子则遭到冷遇。由高僧玄奘创立的法相宗，曾经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盛极一时，但由于该宗过分拘泥于印度佛学，只流行了三四十年便颓然中绝。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儒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格。
融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融摄域外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是在近代。其特点表现为西学在鸦片和大炮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儒学在被动受容中步步退却。
明代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见腐朽。与西方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相比，中国明显地落后、停滞了。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轻自然，重心性之学、轻实证科学的弊端日益暴露，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束缚，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徐光启、李之藻等全面地接受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及基督教神学，欲“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徐光启《简平议说序》)。方以智则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自然科学)而拙于言通几(哲学)”，认为应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而反对其上帝说。即使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也有其“未备”之处，不应一昧盲从，表现了一种辩证的眼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魏源、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极力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以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为立国之本，同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改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全面学习西学，彻底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船炮、火器等器物文化大量流入中国，有力地冲击着犹如一潭死水的儒学，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大量新鲜养分。虽然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是在步步退让中逐步受容的，但却是中华文化充满希望的再生过程。“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8页)
“五四”时期，以科学与民主为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华大地，掀起了革故鼎新的历史狂飙。但是，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声讨并没有完成整理国故、结合中西这一艰巨的系统工程，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一批新儒家作为“全盘西化”说的对立面，力图吸收西学中的某些内容，对儒家的道德理论和人生境界进行新的论证，在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上，“发扬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光大民族之文化生命”。作为一个时代—中国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寿终正寝之后，理应在整体上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新儒家企求通过融会中西以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不会收到多大效果的，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更好地发掘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现代意义，使传统文化之“精”与西方文化之“粹”更好地结合起来，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还是极有意义的。
综上所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古而不中绝，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开放体系。它源远流长，根基雄厚，是深刻而全面总结历史遗产，融合多种文化成果的统一体，具有很强的个性。它以无与伦比的理论深度和理性力量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批判总结，登上了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宝座。在与各家流派及外来之学的斗争中，它始终保持自己重视现实，以人为本;追求至善，以学易道;天人合一，贵和求中;为现实政治服务，追求人生终极价值的特色。坚持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立场，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与周边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进行信息交换，批判地吸收其精神营养，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自我更新。这样，中国文化就在“变化日新”的运动中“一以贯之”，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不断地调整本系统的结构，丰富其内容，不断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提供新的理论武器。而封建政权则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大力支持，极力加以弘扬，成为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信仰、教条和规范，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心理。它随着中国封建政权的巩固而巩固，随着封建政权的衰朽而衰朽。在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被赶出王宫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它还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国民，成为一种潜在的约束力量。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就要顽强的表现自己，干预世事。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学，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其积极因素、为重塑其形式，为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