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四

近四十余年，在对考据学的研究和评价方面，乾嘉学派是一个议论纷纭、聚讼不已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它的产生和盛兴的社会根源，及其历史功过上。

建国初期，学术界处于加强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研究的氛围中，对乾嘉考据学无暇顾及。五十年代中期，开展了为期几年的批判胡适思想，“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成了文史学科的任务之一，因而诸多批判性文章都牵扯上乾嘉考据学，涉及了清代朴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与作用。其中，以范文澜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一文里，他作了这样的论述：“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这种考据使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往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就乾嘉考据学本身来说)，是协助清朝统治的工具。”

显然，当时学术界普遍的认识是：清代朴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文字狱，乾嘉学派的兴盛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考据是形而上学的治学方法，但在某些学术领域“确有丰富的成就”。这是一种基本否定而没有全盘否定的态度。

进入六十年代，鉴于学术研究中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以论代史的现象，范文澜发表了 《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一文。同时，学术界的视线也投向了乾嘉学派，不少著名学者都发表了意见。例如：

周予同强调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可以批判地继承，在治学中仍然行之有效。他在《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训诂到经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张和方法，我觉得今天仍是有效的 ‘基本功’。”(《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李亚农《论承前启后》对此另有新见：“(乾嘉学派的) 研究方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极其接近，所以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他们是有实证主义的精神，但缺乏逻辑。只涉足于有证据就行，而不管他们的说法合不合理”;“朴学家们在中国学术史上仍然拿出空前的成绩”(《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表现出一种基本肯定的倾向。

郭沫若则竭力为乾嘉考据学作 “无罪”辩护：“在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读随园诗话札记》)委婉地对“协助清朝统治的工具”之说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同前)

翦伯赞强调乾嘉考据学是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产生的，“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都有很大的功绩，并为后人打开了读古书的门径。他们实事求是的钻研态度和比较科学的考据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可贵的”(《中国史纲要》)。开始涉及乾嘉学派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并且作了赞同的表述。

综上可见，五十年代中期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侧重于弊端的分析，而六十年代初则正视它的成就，肯定它的研究方法有实事求是和比较科学的一面，甚至将考据手段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相联系，开始比较客观地探讨了它的历史地位。这些都表明此课题的研究和学术界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六十年代初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有关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也得以出版，如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清人文集别录》 (中华书局，1963年)，杭州大学语言研究所《孙诒让研究》(浙江日报社，1963年)等。然而，仅仅过了二、三年时间，对乾嘉学派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观点便纷至沓来，许多文章激烈评击清代考据学，强调乾嘉朴学的流弊与非科学的一面，视考证方法为“雕虫小技”，基本上否定了乾嘉学派的学术地位。甚至有些偏激的文章，大肆批判别人美化乾嘉学派，责问要把青年学子引向何方，这些已经脱离了学术探讨的范围。然而，即使在当时不正常的气氛下，多数人虽然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但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乾嘉学派在学术领域的一些成果。1964年第5期《学术月刊》发表的综述《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反映了此期的学术基本走向。

从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关锋、戚本禹之流以极左面目出现，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考据学当成封建糟粕来批判，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与评论，全然停顿了。十年内乱结束之后，针对“影射史学”等反科学的痼疾，有人提出：“回到乾嘉时代去!”这一提法虽然颇有偏激之处，但是它旨在恢复学术界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振踏实严谨的优良学风，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于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

1982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上，王俊义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是与康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经济上的发展繁荣、文化上的大力倡导有关;不赞成通行的大兴文字狱、实行民族高压恐怖政策所致的观点(《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简介》〔下〕，载《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这一新的认识，引发了气氛热烈的学术争鸣。李洵在会上发言，认为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只不过是产生考据学派的一些客观条件之一，至少它和考据学产生的联系不是太大。考据学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它本身应该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讯》载《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10月25日，《人民日报》以《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为题，对一些新观点作了综述。

1983年，周维衍在《学术月刊》第2期上，发表题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的文章，认为顾炎武、阎若璩的学术成就和考证方法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他们并未被文字狱所驱使; 梁启超称文字狱频兴，是带有民族偏见的看法;没有文字狱，乾嘉学派也会产生。王俊义在《文史知识》第3期上，以《清代的乾嘉学派》为题，重申了 “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根本原因和条件”的观点，认为：“长期以来，不少论著把清代的文字狱说成是乾嘉学派产生的主要和唯一的原因，是片面的，不可取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注意从思想学术史的视角入手，从封建学术内在矛盾运动中探讨乾嘉学派的成因;于鹏翔《乾嘉学派成因论》(载《松辽学刊》1985年清史专号)、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等探讨了产生乾嘉学派的内在学术成因;陶家康《试论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功过》 (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大出版社1986年)将“宋儒的训诂考据学风”，视为影响乾嘉学派形成的条件之一;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则认为：“经学考证经顾炎武的中介而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而发展成最终完善化、纯粹化的考据学。”

综合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论，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看法认为，原因在于清廷频兴文字狱，迫使学者躲进故纸堆。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都持此说。郑天挺《清史简述》也认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不敢做贪官暴吏，又不敢公开起来反对，也不敢用文字托言讽刺陷入文字狱，所以就逃避到故纸堆中埋头做考据。”直到1990年，仍有学者发表文章，重申此说，如仓修良、叶建华《试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其功过》、杨宗禹《试论乾嘉学术的历史地位》(均载《历史文献研究》〔新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一种看法认为，乾嘉学派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胡适早年曾将清代朴学与杜威的实验主义相比较，认为二者若合符节。李亚农在六十年代初，把它跟“近代资本主义”相联系;近年李洵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展开得不够充分，观点论证尚欠详尽。

一种看法认为，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盛世”的产物。祁龙威较早就指出，乾嘉学派产生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统治阶级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乾嘉史学初探》，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1期)。八十年代，王俊义的提法则比较鲜明且具有代表性，他从康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的大力提倡等方面来分析，论证了乾嘉学派产生盛兴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陶家康在综合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时，也吸收了王俊义的观点(《试论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功过》)。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则认为：“清代朴学的勃兴，还与清代文化典籍的富饶大有干系。”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成因主要在于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历史发展，其次才是政治经济等条件的作用，内因外因共同作用导致了乾嘉学派的形成。至于内在矛盾，又与明代理学家继承历史经济发展的弊端，与明代文人书贾随意窜改古籍、治学风气浮夸有直接关联(于鹏翔《乾嘉学派成因论》)。陈祖武指出，把成因归结为“康乾盛世”和文字狱等，只不过停留于外在原因的探讨，忽略了古代理论思维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明清之际，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反理学思潮。它一方面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总结，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复古倾向的思潮。随着清代文化专制的加剧，复古倾向日益成为主要方面。到了乾嘉时候，经世致用的宗旨丧失殆尽，反理学思潮遂蜕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冯天瑜则运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有关“规范”的理论来解释成因，论述了在从反宋明理学到乾嘉考据学学术演迁的关键点上，历史将顾炎武作为代表人物推出来建立“规范”，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信念”，即规定了研究范围和在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中华文化史》)。

多年来，对乾嘉学派人物的个案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成果也相当丰富。研究对象有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顾祖禹、戴震、惠栋、焦循、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纪昀、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崔述、洪亮吉、汪中、王引之、卢文弨、黄丕烈、顾千里、孙星衍、马国翰、阮元、李慈铭、王筠、朱右曾、俞樾、章太炎、孙诒让、吴大澂等数十名;论著达数百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张舜徽《顾亭林学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周辅成 《戴震》(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曾昭旭 《俞曲园学记》(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方俊吉《高邮王氏父子学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杜维运《赵翼传》(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3年)、方诗铭等 《钱大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对于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评价，学者们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陶家康在《试论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功过》一文里进行了归纳，指出了他们在十二个方面的重大贡献：1.注释古代经典方面。为了纠正宋学义理空疏之弊，以恢复汉学为旗帜，他们根据汉人的经学笺注，对《十三经》作了普遍的注释，其中大部分收集在阮元的 《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之内。正续二编凡二千八百三十卷，收入清代经学著述三百八十九种，“搜集遗文，博采众说，既疏通其大意，又考证其讹误”，集中体现了清代经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和成就。2.文字、音韵的研究方面。文字学在清代又称小学。他们认为治经必先通小学，这是做学问的一般规律。其主要成就，首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他如戴震的《方言疏证》、江声的 《释名疏证》、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 《说文义证》、王筠的 《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等，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文字学著作。他们为研究小学，又莫不以音韵为枢纽。认为必须掌握古代声音的变化，才能对字义的引申、假借和字形的变化，有全面的了解。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是清代音韵学奠基性的著作，其他如江永的《音学辨微》、《古音标准》，戴震的《音韵考》、《声类表》，段玉裁的《六书音表》，姚文田的《说文声系》都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钱大昕认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王力先生认为是清代音韵学方面的突出贡献。3.古籍校勘方面。乾嘉学者中从事校勘古籍的人很多，如顾广圻校《国语》、《战国策》、《韩非子》，孙星衍校《孙子》、《吴子》，卢文弨校《逸周书》，孙诒让校《墨子》，谢墉校《荀子》，梁玉绳校《吕氏春秋》等，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中以戴震校《水经注》最负盛名。他们改正了许多古籍的错误，使一些古籍经过校勘后，成为可资研究的文献。尤其他们校勘了许多周秦诸子书，因而引发了后来研究“诸子学”的热潮，对学术界影响重大。4.古籍辨伪方面。他们在古书去伪存真的辨伪工作中，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以阎若璩的 《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最为重要。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考辨了从《易传》到桓谭《新论》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共九十三部书的真伪，气魄尤为宏大。崔述著《考信录》，对先秦古籍除《诗》、《书》、《易》、《论语》之外，都考证其真伪。他们对于近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古史辨派”产生很大的影响。5.名物典章制度研究方面。他们对于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动机起源于治《三礼》，后来日益发展，遂成为专门之学。惠栋的《明堂大道录》，研究了古代天子明堂制度的内容及其变迁;徐乾学编的《读礼通考》、秦蕙田编的《五礼通考》是研究古代丧礼比较完备的书，曾邀请当时许多名流学者参加编撰。其他，则有胡匡衷的《仪礼释官》、戴震的《考工记图》、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洪颐煊的《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的《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等，对古代的官制、宫室、田制、车舆、衣服、军制、兵器和礼乐诸器，都加以了研究。有的除文字说明外还画了图像，它们都是研究《三礼》的专著。此外，程瑶田的《通艺录》，对于古代的钟、镈、干、戈、戟、戚、削等器物，都能根据实物以考定古代的制度。6.金石学研究方面。入清以后，因为古铜器、简牍、印章、封泥等古物大量出土，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顾炎武撰写的《金石文字记》，是乾嘉学者金石学研究的滥觞。继起的有钱大昕的 《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的《金石三跋》、洪颐煊的《平津馆碑记》、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陈介祺的《金石文字释》等，大都著录宏富，考证精确。而王昶的《金石萃编》荟录众说，记载刻石达一千五百余种，皆摹录其原文，并附诸家的考证和按语，对于学术研究颇有贡献。其他只举目录的，则有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以后碑板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至再三续补而不能尽。7.目录学研究方面。乾嘉学者承历代研究目录学之流风余韵，视目录学为“学中第一要紧事”的治学门径，故当时的目录学研究人才辈出，臻于极盛。清代的目录学著作，以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突出代表。《总目》共二百卷，主编永瑢、纪昀(实际上是纪昀一人)，戴震负责经部，邵晋涵负责史部，周永年负责子部，其他编者也都是一时名流学者。由于《总目》卷帙过于庞大，又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颇便翻检使用。同时，私家目录盛行，如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读书敏求记》，朱彝尊的《经义考》，孙星衍的《平津馆藏书记》，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等。其中《郑堂读书记》是《四库总目》以后最完备的一部古籍书目。其他如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为作者记在日记中的读书笔记，被后人辑录成目录学著作的。题跋是另一种目录学著作体裁，校勘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便是这类著作。8.历史考证方面。他们的考证，先是从经学开始的，后来因为“通经”必先要“研史”，于是考史之风大盛。当时的考史著作，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为代表作品。《廿二史考异》为钱大昕一生精力之所在。他所考的二十二史，是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而言的。其书多属考据性文字，是钱氏读史时对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经学、法律、音训、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心得。钱氏对各史中记载的矛盾、错误之处，均加以详细的考订，“皆有确见”(《清史稿》本传)。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所考释的史籍，止于五代，从宋人习惯称为十七史。内容除校勘本文，补正讹误，考订史实外，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此外，还有大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文字。如三国蜀之姜维、唐之李训和郑注，在旧史中多被贬抑，王氏则作了翻案文章，提出公正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卓越的史学见解。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所考实系二十四史，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未计入数字，故称二十二史。本书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遽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廿二史劄记·小引》)。赵氏采用“以经治经”的方法，从原书排比史实，考核比较，然后综合归纳，以论述历代的治乱兴衰关系。其中如东汉 《党禁之起》、《六朝清谈之习》、《唐节度使之祸》、《明初文字之祸》等章节，皆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使对所述史实，本末洞然。此外，二十四史中表、志俱全的有《史记》、《汉书》、《新唐书》、《宋史》等九部，全无表、志的有《三国志》、《梁书》、《陈书》等七部。各书所载表、志错误缺漏的也不少，故宋以后学者屡有增补。乾嘉学者多乐此不疲，如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郝懿行的《补宋书刑法志》等颇为著名。9.编纂地方志方面。地方志在清代很发达，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廷的大力提倡。雍正年间规定每六十年修定一次，从此方志的编写日益充积。清修方志的门类繁多，省有通志，地方上有府志、县志、镇志、里志，甚至山水寺观也有志。清人所修方志，共达四千六百多种(据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乾嘉学者阮元的《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戴震的《汾州府志》，洪亮吉的《泾县志》，孙星衍的《三水县志》，段玉裁的《富顺县志》，李兆洛的《凤台县志》等均为精粹的结晶。10.地理研究方面。清初学者从“经世致用”出发，地理研究多偏重于国计民生方面。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叙述了各地的关塞险阻、风俗民情和生活状况;胡渭的《禹贡锥指》，其中“附论历代徙流”部分，有助于研究黄河的变迁;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详于山川险要和攻守形势，实际上是一部军事地理书。到了乾嘉以后，由于学风转向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地理研究也就偏向于地理沿革方面。著名之作有赵一清、戴震等人所校的《水经注》。此外，阎若璩的 《四书释地》、徐善的 《春秋地名考略》、江永的 《春秋地名考实》、焦循的 《毛诗地理释》都是研究先秦地理的名著。而洪颐煊的《汉志水道疏证》、陈澧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都是以水道研究汉代地理的佳作。乾隆以后，西北边疆多事，学者遂重视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的地理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后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1.搜辑佚书方面。清代大规模辑佚，是从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开始的。乾嘉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宝贵佚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以及《宋会要辑稿》等，都是卷帙浩大、价值极高的历史名著。乾嘉学者还从唐宋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中，从古籍的旧注(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等) 中，整理出许多宝贵的佚书。马国翰的 《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的《汉魏遗书钞》、黄奭的《汉学堂丛书》等，均为辑佚巨著。12.天文历算研究方面。康熙皇帝笃嗜西方天算之学，召聘西人南怀仁、汤若望等供奉内廷，纂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影响广泛。清代天算学者，以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等人最为专精。如明安图用三十年的时间，研究出求圆周率等三个公式的证明，写成了《割圆密率捷法》，在数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戴震校理《算经十书》后，乾嘉学者中什九皆治天算。其中以李锐的《李氏遗书》、焦循的《里堂算学记》、邹伯奇的《邹征君遗书》、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最负盛名。阮元和罗士琳所著的《畴人传》、《畴人传续编》，撰述中国从上古到清末的天文历算家四百人的传记，是中国自然科学史的总结性著作。

学者们虽然肯定了乾嘉学派的成就，但是同时指出，这个学派是在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方向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表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一，为考据而考据，手段成为目的，背离“经世致用”的初衷，博古而不通今。乾嘉学者研究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的笺注。他们对《十三经》作了大量新的注释，却是为考据而考据，“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汉学商兑》)。他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多提倡复古，即使像顾炎武这样倡导 “经世致用”的大师亦未能免俗。如顾氏在《音学五书》中写道：“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语言、文字的发展进化，是社会自然的客观规律; 让古音还原，使今人用古人的语言来读古书，这是开历史的倒车。这虽是顾氏因对明末清初国事不满而产生的偏激言论，可以理解。但他在古音研究中的复古思想，对乾嘉学者起着严重的消极影响。乾嘉学者更是背离大师们治学的精神实质，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把考据变成了治学目的，囿于古而蔽于今。于是，考据学成为清廷粉饰“乾嘉盛世”的点缀品。其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只有微观研究而无宏观研究。乾嘉学者一般采用“内证”、“外证”、“理证”等方法，善于在同类现象的类比中发现问题，又在遍找事例中归纳出结论来。这种方法实质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类比法，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解决一些个别的、具体的问题，是不无裨益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无法对历史事物进行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和发展的考察。因此，乾嘉学者只局限于微观研究，而无宏观研究。他们往往进行一些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对一些重大问题无法作出带规律性的解释。即使像《廿二史劄记》所采用的“归纳法”，甚至是“比较研究法”，称得上当时考据方法的高层次代表，但如作者本人所言只是“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日积月累而成。他们治学方法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所做出的成就的大小及其正确性。其三，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学术上缺乏兼收并蓄的气魄。自从惠栋打出“汉学”旗帜后，汉宋之争已开其端;到了乾嘉学派极盛之时，党同伐异，严立壁垒，公开树立门户的“小家子”气愈演愈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由于江藩撰述此书的标准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固不著录”，因而该书所列人物主要是吴派、皖派的学者。相传尚未成书时，焦循曾致信江藩进行规劝，认为应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较合理，江藩不从。遂引起宋学家方东树的反对，乃作《汉学商兑》相攻讦，发擿汉学种种弊端。江藩还排斥清初考据学启蒙大师顾炎武和黄宗羲，认为他们不属于汉学正宗，于是将两人的传记贬于《汉学师承记》卷末。宗派主义成为当时学术研究发展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其四，某些乾嘉学者追逐声利，奔走权门的腐朽风气。由于考据学大显于当世，许多学者遂以文字、章句、训诂、版本之学投靠于权势之门。如封疆大吏毕沅和阮元幕府都收养了众多学者; 惠栋感参药之赠，将自己的著作《后汉书训纂》送给汪棣;卢文弨与卢见曾籍贯本不相同，因见曾官两淮都盐运使，遂与之通谱;孙星衍原籍阳湖，孙曰秉原籍承德，因曰秉官山东河道，便与之联宗。这些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行径，与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绝征聘、遁迹林泉的高风亮节，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是“一种畸形发展的学术文化”(仓修良、叶建华《试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其功过》)，“是在 ‘盛世’虚荣之下的一种扭曲的、病弱的、繁琐而纤细的文化”，“不好有太高的历史评价” (杨宗禹《试论乾嘉学术的历史地位》)。理由是：在所谓“乾嘉盛世“的背后是危机四伏的处境，这时的学术局面根本谈不上繁荣，而是毫无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万马齐喑”。各种学科无一不是千篇一律的考证，与真正学术繁荣的宋代所呈现的书院林立、学派众多，讲学之风盛行、百家争鸣又相互并存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在考据学领域，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少成绩，但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学术，特别是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发展，而且大大地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