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开出“民主与科学”·三期发展

新儒家不但消解了民主科学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在儒家文化内部发现了民主科学的要求，同时还替民主科学内在地要求了儒学。现在就当具体地实现(在理论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

新儒家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有道德而无学统与政统，但要开出学统与政统，首先必须肯定道统，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重新确立儒家的“伦理精神象征”，这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首要前提。新儒家坚持应本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由返本而开新，内圣为本，外王为末。发展民主科学，只能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进行，“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在此，他们再一次抬高中国文化，“中国人文精神，自一方言之，确较单纯之科学精神、民主自由之精神为高”(《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新儒家对中国近代以否定传统文化接纳民主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中国人此数十年之科学文化运动，与政治社会之民主自由运动者，恒欲彻底推翻否定中国文化之传统，此未尝不由于彼等之感到中国文化精神陶养下之中国人，恒不能真如西方人之贡献其生命精神于科学与民主自由之运动。然彼等不知中国文化历史终不能截断，支持西方科学精神、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精神背景，吾人亦不能骤然具备”(同上)。唐君毅的历史反省是深刻的，牟宗三则以人的生命的学问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由于人们只以外在对象为学问，忘了生命的学问，结果，“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发狂，而陷于漆黑一团之境。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求科学? 我们凭什么要求民主建国? 然而追求科学真理，要求民主建国，却是民族尽性之大业。而‘尽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种生命学问来恢宏其内容的。我们的思想界并未在这里建立其纲维，以端正学术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们的民族生命的”(《生命的学问》)。牟宗三等人肯定道统，重建道德的形上学，就是恢宏生命学问，为科学和民主建立纲维，端正学术方向的。

道统既立，“返本”功成，当开“新外王”，即把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实到民主科学的事业上。而要在中国发展民主科学，当先问中国文化为什么长期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上文新儒家在回答儒学如何可能开出民主科学时，从中西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已基本上解答了这个问题。牟宗三在《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体现在科学民主背后的基本精神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中国文化则是“综和的尽理之精神”，因之形成“仁智合一而以仁为笼罩者”的文化系统。在此文化系统中，智的直觉形态特别彰著，而智的知性形态却未发展。然而“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近代化的)虽不是最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间架构性的东西，然而在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价值上，实现道德理性上，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却是不可少的。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正少了这中间一层”(《历史哲学》)，因而转不出民主科学。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就是要补足这中间一层。

怎样补足呢? 新儒家主张“坎陷”和“暂忘”，而反对“加添法”，或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新儒家认为，加添法把其他文化的理想加入到中国文化中，以扩大中国文化的理想，是没有注意中国文化自身要求之伸展方向。实际上，新儒家是要维护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地位。若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中国以前儒者就是这样讲内圣外王的：“以为正心诚意即可直接涵外王，以为尽心尽性尽伦尽制即可直接推出外王，以为圣君贤相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涵外王之极致：此为外王之‘直接形态’。这个直接形态的外王是不够的。”(同上)因为从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上说，若“知性”转不出，道德理性亦封闭于个人之道德实践中而通不出来，亦有窒息之虞;若客观实践方面的民主政治转不出，道德理性亦不能广被地积极地实现出来，人间有睡眠停滞之虞。既然直接的推出不够，就必须间接的曲折一下，以充分实现。“积极的外王，外王之充分地实现、客观地实现，必须经过一个曲折……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而为间接的实现：此为外王之间接形态。亦如向上透所呈露之仁智合一之心须要再向下曲折一下而转出‘知性’来，以备道德理性(即仁智合一心性)之更进一步地实现。”“道德理性之积极的实现，在知识与实践两方面，却需要一层曲折。”(同上)道德理性之曲折，牟宗三又称为“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此指道德理性经过自我否定，“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政道与治道》)。从“无执”转为“有执”，以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以成就科学。蔡仁厚曾解释“坎陷”：“在中国，知识之学的开出，仍须通过良知(德性之知)。良知当然肯定知识之学的价值，因此良知亦必然能够自觉地坎陷它自己，而转为认识心。这亦就是说，良知要做一步‘自我打开’的工作，使自己开为两层：一层是道德心(德性主体)，亦即良知自己;一层是认识心(知性主体)，这是良知自觉地坎陷自己而转出来的。”(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牟宗三这样就“曲折”“坎陷”出了民主科学。

但《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则不是两层打开的坎陷，而是兼使其身的“暂忘”：中国人要具备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精神，就不仅要自觉为“道德的主体”，还要自觉为“认识的主体”、“实用活动的主体”和“政治的主体”，这就只能“兼使其自身”，“而此道德的主体之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为一认识的主体时，此道德主体，须暂忘其为道德的主体。即此道德之主体，须暂退归于此认识之主体之后，成为认识主体的支持者。直俟此认识的主体，完成其认识之任务后，然后再施其价值判断，从事道德之实践，并引发其实用之活动。此时人之道德的主体，乃升进为能主宰其自身之进退，并主宰认识的主体自身之进退，因而更能完成其为自作主宰之道德的主体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这不但成就了科学，而且实现人的最大之仁，兼涵仁与智。道德的主体同样要求树立政治的主体，民主政治从而实现。由此可见，民主科学都是从道德理性中开显出来的，却是儒家内在目的所要求的。儒学不是消极地“适应”、“凑合”现代化，而是积极地尽责任，促进、实现它，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时代与感受》)。

民主科学在儒学里得到了实现，在新外王中，民主与科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牟宗三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民主政治乃‘新外王’的第一义，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义、形式条件，事功得靠此解决，此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事功的精神”(《时代与感受》)。民主政治是形式，科学是内容，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牟宗三更重视形式，“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中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否则，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条件而孤离地讲中性的科学，亦不足称为真正的现代化。一般人只从科技的基层面去了解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关键不在科学，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