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颜元·颜李学派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颜李学派的思想体系是功利论。在哲学上他们主要讨论理事、体用、动静、知行、形性、性习、道艺、义利等范畴。他们选择这些范畴是有原因的：这些范畴都有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都有一方与功利论所使用的语言或所持的观点相联系，易于赋予以功利论的意义，为我所用。

可是，要从哲学上论证功利论，就必须从这些范畴中引出相应的哲学命题，以作为功利论的理论基础。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这种论证呢? 用理学的思辨方法吗? 当然不行。明季理学的思辨方法已发展到极端，“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着眼于辨心、性、理、气之微，所得出的结论多不切合实际。颜、李所以不遗余力反驳理学的主要原因在此。颜、李不喜作抽象玄谈。他们把理学家“高谈性天”比作“画鬼”，而把讲求实际的学问比作“画马”，认为“画鬼容易画马难”，因为鬼无质对，马有佐证。因此在他们那里，理事、体用等抽象的哲学范畴皆被还原为社会的实际矛盾。这样，经验论的理论方法自然而然地被颜李学派采用了。但是，他们抛弃了理学关于范畴分析的哲学理论深度，把行动与理论分割开来，好像所有的抽象理论都是无用似的。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毋需对理学作全盘否定，也不能对颜李学派作全盘肯定。

颜李学派虽然标帜“尧舜三事、周孔三物”，却带有明显的实证特征。颜元说：“尧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不见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谓之三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习斋年谱》卷下)“见之事”，“征诸物”，是颜、李治学的根本要求。下面，我们来看看颜李学派讨论的范畴中，提出了什么命题，又是怎样加以说明和论证的：

(1)理事范畴。在颜李看来，“事”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他们以“木中纹理”、“玉之脉理”为喻，说明“理”是事物的条理、法则和规律，从而提出了“理即在事中”的命题，并以此批评理学“理在事上”的观点，指出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理”是虚妄无征的。

(2)体用范畴。颜、李以人体为喻，认为“体”是人的机体及其机能，“用”即发挥此机体和机能的作用。他们解释说：“心之官则思，思非用乎?……体，即具用也;用，用其体也。”(《恕谷后集》卷一三)因而提出“体用一致”的命题，以为“致用”才是学问的根本，指出理学“既为无用之体，则理亦虚理”(《朱子语类评》)。

(3)动静范畴。颜李学派认为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动而不是静。他们举出日月之照临、山川之流峙、耳目之视听等为例，说明“动”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并提出“以动造成世道”的主张，劝导世人循着“动”的法则，去强身、强家、强国、强天下。

(4)知行范畴。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理论，提出“行不及，知亦不及”的命题，主张“由行得知”。颜元举出生活中的事例说，如食菔蔬，必“纳之口，乃知此辛味”，强调认识对于行动的依赖关系，但却忽视了理论对于行动的指导作用。李塨为了纠正老师的偏颇，强调认识对于行动的准备作用和指导作用，却又背离了师门“由行得知”的观点。他说：“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这就又重复了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观点。

(5)形性范畴。颜元提出“性即气质之性”、“舍形则无性”的命题。他以人眼为例驳斥程朱理学说：眶疱睛是“气质”，如认为“气质之性有恶”，势必导致“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的结论，指出理学的人性理论浸染佛教观念，竟视“至尊至贵至有用”之气质为“累碍赘余”。他又提出“践形尽性”的命题，认为人性只有在践履中才能得到体现，用以针砭理学家静坐体认、惰废形体的弊病。

(6)性习范畴。颜元强调“习与性成”，认为“有生后皆因习作主”。他以布帛染污为喻，说明人性本善，恶由习染;人习“性所本有之善”则为善，习“性所本无之恶”则染恶。而习善即对于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时习力行，他认为学习“艺能”是因乎“人性之所必至”。

(7)道艺范畴。颜李学派崇尚艺能，治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要，旁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他们以学医、学琴、学射、学针黹等为例，说明“道”即寓于“艺”中，主张“道艺一滚加功”。

(8)义利范畴。颜、李以种田、捕鱼等为例驳斥义利对立之说：“世有耕种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明确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如上所述，颜李学派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功利论，而其理论思维方法则主要是经验论的实证方法。与理学的精致性相比，颜李学显得直观、浅近、缺乏层次，但它在对理学的批评上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有其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所包含的真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理事、体用、形性、知行等哲学范畴的解释，使人一新耳目;对动静、性习等范畴的解释，在教育学上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对道艺、义利等范畴的解释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

原因之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展示了新的理论方向。当理学的思辨方法已走入穷途末路的时候，颜元提出基于生产、生活经验的实证方法，认为只有由经验而获得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理论的正确与否须由行动来验证。以此方法批判理学，使得理学虚妄毕见，受到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未能使颜李学派这种实证方法扎下更深的根基，发展成为近代的实证哲学。这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然而，颜李学派的理论方法也有明显的缺点，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1)轻视理性认识。理学的理性思维方法有可供吸收的某些思维形式和推论方法，而颜、李对之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仅局限于经验直观，对一些范畴的认识未能作出深入的探索，因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颜、李强调“明伦”，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此，他们力斥“灭绝五伦”的佛、道宗教思想，但却肯定那“庇护”封建纲常的天帝、鬼神。颜元甚至以凄怆寻父时的昏昧“经验”来论证“神应”。而李塨则以祭河神水即退来证明“神在”。这说明他们的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为颜、李后学程廷祚所克服。程廷祚否认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起灭，皆人心之所为”，补正了颜、李的思想缺陷。

(2)缺乏辩证观念。如果说，王夫之出入理学，并在理学大厦将倾之时，善于抢救其理论珍宝并加以改造，那么，颜李学派则专作摧枯拉朽的功夫，立意要把它弃置路旁。结果理学某些含有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也被他们当作思辨垃圾抛弃了。这就使得他们的认识不能臻于全面，如他们对知行范畴的认识就是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