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儒学回归·江河日下:理学的衰微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宋明理学在其产生、发展乃至兴盛的过程中，经历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个阶段。朱学把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抬到“天理”的地位，并用理论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准则;王学则以其“致良知”学说，把“吾心之良知”与“天理”合二而一，进一步完成了封建制度永恒的理论论证。但是，心学这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在推进理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其本身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崩解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由于王学的“心”及其所固有的“良知”全在于个人的好恶，并无一个确定的是非标准，“致良知”的途径又只是“顿悟”或“渐悟”这两种功夫，这就使得王学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异端色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冲破朱学束缚、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乃至出现其后“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学派;另一方面则为其后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的大肆泛滥打开了闸门。延及明末，士子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关心社会现实，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导致“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苞书》)，明王朝的统治大厦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坍塌。严酷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学术思想界的觉悟和警醒。一时之间，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学者在对明末空疏学风进行尖锐抨击的同时，强调读书，注重实际，讲求经世致用，倡导以朴实的经学取代空疏的理学。即如王学营垒中人，也大都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对心学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可以说，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批判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理学的地位，加速了理学的衰亡。

然而，遭到清初学术界普遍唾弃的理学，却在统治阶级的庙堂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满族统治者以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在残酷激烈的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面对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统治者有必要选择一种足以笼络整个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格局，以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实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顺治九年(1652)，“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十二年(1655)又颁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清世祖实录》卷九一)至此，清统治者初步确定了尊崇儒学的基本国策。但是，儒学自北宋以后进入理学时代，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成朱学和王学两大派别，清统治者要尊崇儒学，就面临尊朱抑或尊王的问题。在与明王朝以及农民起义军的角逐中夺得天下的清统治者，深知心学泛滥在晚明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因而很快选择了具有鲜明儒学正统色彩的朱学，并确立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最终奠定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为了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便于民众身体力行，康熙根据儒家学说，特别是为程朱理学反复论证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制定和颁发了“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实录》卷三四)雍正时又给十六条作了注释发挥，刊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朔望宣讲。从此，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具体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不仅如此，康熙四十年(1701)，清廷还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子全书》，极力推崇：“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同时还把朱熹从原列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

在清初统治者逐步抛弃关外“祖制”、“旧章”，选择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一批理学家以及所谓的理学名臣，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清初学术界批判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浪潮中，极力排王尊朱，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李光地说：“《学》、《语》、《孟》、《庸》之理未有精于朱子者，是故有明三百年，崇而守之则淳，背而去之则嚣。”(《榕村文集》卷二)陆陇其也说：“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碑传集》卷一六)从维护清政权统治的实用立场出发，清初理学家尤为重视“主敬”、“崇尚”、“躬行”。魏象枢认为“敬为知行根底”、“敬诚之至即仁之至”(《寒松堂全集》卷六)。熊赐履则说“为学者须从日用常行处著功夫”，“躬行其实”(《经义斋集》卷二)。汤斌更强调：“道在日用，任人亦步亦趋，无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弟臣友，便有何道?”(《汤文正公全书》卷四)为了抬高理学的地位，李光地还不惜吹捧康熙皇帝，鼓吹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他声称朱熹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认为“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吹捧“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盖“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榕村全集》卷一○)!果然，康熙听了非常高兴，盛称“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章梫《康熙政要》卷四)。可是，清初理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提倡，不仅促成了统治者对儒学正统思想的选择，而且适应了统治者维护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一批理学名臣得到宠信和重用，享受特殊的恩荣和优厚的俸禄，程朱理学也再次高踞庙堂，处于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

但是，无论是清统治者的崇奖提倡，还是理学名臣的趋炎附势，都难以挽回理学衰落的必然趋势。如果说，阳明心学的产生，是对朱学末流支离烦琐的补偏救弊，也是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王学自身反动的出现，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在明末社会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则足以说明理学不仅在理论上走到了尽头，而且在实际上也丧失了生机。特别是经过明末清初批判理学思潮的狂飚扫荡，理学更是江河日下，溃不成军。清代初年，尽管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提倡程朱理学，也仅仅视其为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而恰恰忽视了理学丰富多彩的哲学内容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至于那些理学名臣的唱和，不过是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有裨于新王朝封建伦理秩序的重建而已，在理论上并无任何新的构建和创造，徒然掇拾前人牙慧，烦琐陈述，毫无新意。就此而言，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理学在清初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