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心学视角·吾性自足，求尽其心

阳明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此一总结于阳明年谱亦可概见。钱氏所谓“先生之学”，是指龙场悟道之前阳明求学问道过程;所谓“教”是指龙场悟道后对学者的教法。这里以龙场悟道划一界线，龙场一悟，阳明学术思想即已至于“道”的境地，此后之教法虽不断改变，都是为了点出此“道”，所以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思想体系主要不是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如何表述和展开的过程。阳明在晚年揭“致良知”之教时，就指出：“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很明显，龙场悟道对阳明一生学术思想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理解阳明思想的基本环节。

所谓“悟道”，是解决人生的价值，解决安身立命问题。在理学家语汇中，“学”即学圣之路，“道”即圣人之道，“圣人可学而至”，是理学家的共识。圣学，既不同于士林以词章干禄要誉的“俗学”，也不同于佛老以出世遗弃人伦的“异学”。简言之，圣学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开物成务之学。在理学家看来，“学以至圣人之道”，是人生的最高意义。

阳明青年时即有志于圣贤之学，并且从游娄谅学宋儒“格物致知”之旨，但紧接着便发生了对宋儒“格物致知”真诚的曲解，演出富有戏剧性的“格竹子”生病的一幕，阳明用达摩面壁式的方法去格竹子，想以此直超径入，以见天下之“至理”。这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偏执是惊人的。有非常之人则有非常之事，“格竹子”生病的经历却成为日后返求自心的伏笔。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意义的，阳明当初格竹子之理不得，那么龙场悟道之后，是否洞见天下“至理”，从而也了解了竹子之理呢? 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诚得自家意?”这问题的提出是对“圣学”的反思：圣学既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那学圣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便自有担当，而无待于对外物的探究。圣人本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知草木之理，无碍于作圣，那草木之理也就不在圣学的范围。当年阳明在龙场生活物质条件极差的状况下，反复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所谓“吾性自足”，并不意味一顿悟即通晓万物之理，而是说吾性备具作圣的资质，作圣之功不在于外物，而在求尽其心。这是对作圣目标与途径的一种了悟。此一了悟解决了长期困惑阳明的人生意义问题，与此同时也与阳明陷溺其中的老释之学划开了界线。

王阳明像(清乾隆版《晚笑堂画传》)

老释之学也讲“尽心”，阳明曾经误以老释的心性之学为圣学，但很快发现老释之学不能措之日用，他说：“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阳明全书》卷七，《朱子晚年定论序》)阳明指出：“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学生肖惠于是请问二氏之妙。阳明批评他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肖惠很惭愧，于是请问圣人之学。阳明对他说：“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肖惠再三请问，阳明说：“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传习录》上)这一对话很有禅机的味道。二氏“尽心”之学与圣人“尽心”之学的毫厘之差在哪里? 为什么阳明说“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是“一句道尽”? 其实，阳明的话是非常明白的，求“圣人之学”，必先有“求为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是仁心、公心，这正是与二氏“尽心”之学相去毫厘之所在。阳明在下面一段话中对此道之甚详：“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盖圣人之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是所以为异也。”(《阳明全书》卷七)从“吾性自足”合逻辑地导出“求尽其心”，但阳明所说的“求尽其心”，乃是尽“仁”心，是以“治家国天下”为内容的。这不仅与老释出世之学划开界线，也与从功利之心出发的“俗学”划开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