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与寻根·儒学的失落

要深入具体地把握第三代新儒家文化精神上的飘泊放逐之感，就必须对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作一考察和检讨，并对这种命运下儒家的感受、心态和反应、作为进行分析。

儒学在近代中国无疑是没落了，但这种没落并非自西方文化侵入后才开始，“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远在近代以前就已发生。“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的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贺麟《儒家思想之开展》)不论现代新儒家把儒学分为几个层面，儒学在整体上不可挽回地走上式微是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式微，在西方的冲击下，更加速了，更不可救药了，僵化、保守的儒学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西方文化映衬下，更显得萎缩不堪，支离破碎，相形见绌。更有决定性的，是儒学面对中国的没落却不能救中国出水火，挽狂澜于既倒。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在应付外来民族和文明的挑战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调整运用本民族的文化回应挑战，中国亦然。先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继有曾、左、李、胡的船坚炮利洋务运动，但这种儒家思想框架内的运作换来的不过是证明儒家经世之学的不成功。紧接着，康梁政经制度的戊戌变法，用几位义士的鲜血证明了“孔子改制”的传统应付世变之方的失败。而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和1905年的废除科举，既不保清祚长存，更不保儒学永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伴随着清帝的退位一齐化为昨日黄花。儒学在应付近代中国危机上的一次次败绩，使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儒学的信心，要救亡图存，要使中国繁荣富强，就得在文化上寻找新的出路。西方的强盛自然吸引了他们的眼光，于是走上西方文化的进路。这些被称为激进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一方面对儒家文化进行猛烈抨击。西化是植新学之芽，声讨是挖儒学之根，二者交相为用，儒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而在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五四以后，在知识分子当中，中国的主流或当今的思想绝不是儒家思想。反之，儒家思想被泠落，被攻击。甚至进不了学术的内圈，在文化气候上，儒家都可说是‘被放逐’的了。”(金耀基《从现代化观点看新儒家》)儒学从唯我独尊的荣耀一下跌落到无人理睬的境地，还有什么比这更失落的呢?

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大多只笼统地谈儒学的近代命运，而忽略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帝国前后儒家思想地位的转变，在帝国时期，儒学无论怎样衰落、腐化，西方文化无论怎样冲击，来自儒学内外的批评无论怎样激烈，儒学仍是正统的统治意识形态，从礼仪习俗到社会伦理，从教育制度到政治思想，儒学都居统治地位，儒学的生存是用不着担心的。但辛亥革命不但摧毁皇权帝国，也革易了国家意识形态。儒学不但丧失统治思想的地位，而且自身生存都面临困难。儒家自身凋零不算，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疑古的古史辨，科学主义的人生观，一浪一浪，都冲着儒学而来。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潮中如此的孤单无援，遭人批判、厌恶、唾弃。怀抱儒家文化的儒者再也没有了帝国时期的安定感，却感受着对失去政权支持的儒学前途的担忧和儒学在现代文化中的飘泊孤零，这就形成了现代儒者的漂泊性格。

漂泊的儒家能走出困境吗? 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说：“仍然挺立著的正统儒者，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始时，他们的思想是一股势力，是活生生的社会产物和思想支柱。结果，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转引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列文森的描述对大多数正统儒者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也有一些动心忍性的儒者早已不满于儒学的现状，中国文化的局面。他们确在心底珍爱着儒学，但决不是“无所为地”珍爱。为了儒学的生存，也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存，他们挺身而出，维护儒学传统，因为他们的精神理想、文化生命之根都在儒学中。然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不论其观点相去多远，都是民族主义的，都试图从文化上解决问题，都在情感上执著自家传统，理智上信服外来价值。但激进主义并没有产生文化漂泊之感，保守主义选择的是返本开新之路，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各有不同的内涵，激进主义所认同的是实在的种族、人民和国家，保守主义所认同的则是形上的民族文化和价值传统;相应地，前者致力于社会政治层次的努力，后者则专注于文化价值层次的关怀，以解决民族危机。当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把民族文化又归结为儒家思想时，儒家思想的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命运就同一起来，从而就找到了解决民族危机的出路—复兴儒家文化。这就是由文化漂泊而来的强烈的文化寻根。

但真要复兴儒学又谈何容易。在晚清帝国时期有政权的支持尚且江河日下，如今已是弃为敝履的儒学连生存都来不及，遑论复兴。然而福兮祸兮，正是儒学地位的大转换救了它自己。在帝国时期，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与政权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也不敢实行创造性的变革创新，面对西潮冲击，只能处于守势，步步退缩，丧师失地，而不能主动出击，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增强自身活力和应变能力。政治的脐带围绕着儒学，使得儒学每一步的改革都那么艰难，因为统治者总是担心文化变革扰动政权不稳定。辛亥革命斩断儒学与政权的联系后，儒学是失落了，但也没有了任何顾虑和包袱，痛下决心，对儒学进行改造和反思，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增加自身的新鲜血液，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也使他们认识到儒学中的僵化腐化部分，而加以涤除。他们不再如前清儒者般萎缩固守，而是积极进攻，无论梁漱溟、张君劢，还是熊十力，都是以批判的姿态出现的。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儒学终于归根复命，革故鼎新。经过新儒家的努力，加上新文化运动的过激态度，儒学在理论上开出生面，在社会上学术中也渐渐赢得一些人的同情，儒学命脉终于延续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