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史学

儒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儒学产生以后，又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儒学深沉凝重的历史感，温柔敦厚的伦理观、经世致用的人文思想，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肇始于先秦时期，其演进的过程分三个阶段：巫官文化、史官文化、士文化。巫官文化具有原始色彩，史官文化具有理性色彩，士文化具有自由思维的特征。这三种文化之间有着渊源、继承和变革的关系，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中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策源地。儒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儒学的起源和产生在时间上与史学有着先后之别，史学的起源和产生早于儒学。史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原始初民在为自己的生存繁衍而艰苦卓绝地奋争时，便开始思考他们的现在与过去，开始记忆、思索自己的历史，并通过口耳相传、辗转复述的形式将他们的历史传说保留在记忆里、包容在神话传说中。这些历史传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后世的不少书籍正是依据这些传说，才记录保留下了诸如传说中的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时代人们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状况的珍贵史实。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字和历法也随即产生，这成为产生历史学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随着文字和历法的产生，人们遂能记年载事，历史知识的积累遂由口耳相传进到史书的撰述，中国历史学也因此而产生。与此同时，中国的巫官文化也诞生了。巫官文化的时代，巫史不分，巫与史的职事往往一致。先秦典籍中记载此种情形时往往是“史巫”并举或“巫史”连称，如《周易·异卦》说：“用史巫纷若。”《国语·楚语下》说：“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中国的史官文化萌发于殷末，形成于西周，并迅速发展到极盛。史官文化的确立，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当代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史官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干。(参见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史官文化无所不包，宗教、哲学、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社会思想，无不在史官文化中得到孕育和发展。春秋时代是史官文化的更变期，春秋末，孔子修《春秋》，不仅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更重要的是，孔子在这个时期创立了以他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儒学。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中坚的作用，作为史官文化的主体史官，不能再以其宗教的身份为政治服务，这促使他们投身于士文化的创造之中，一方面是史官跻身士林，另一方面是士子也往往从史学角度来阐发他们的思想，此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人们展示的是一条史官文化向士文化趋合的演进历程。在中国士文化阶段中，中国史学发展的步履逐渐加快，出现了一批以记言记事为特征的历史文化典册，如《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战国策》、《逸周书》、《山海经》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士文化所形成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散文勃兴的局面，使儒学在孔子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成为当时众多的文化学术派别中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

儒学的产生虽然晚于史学，但儒学自产生之日，便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的关系。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儒学是治世之学，它也以社会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但侧重于政治和道德，在功能目的方面，史学和儒学有很多一致性。儒学和史学还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儒学往往向史学提供观点和方法上的启示，中国史学往往向儒学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素材。儒学和史学还有着学科上的交叉融合，这主要表现在儒学史和历史儒学两个方面。儒学史考察的对象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是对儒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历程所作的历史考察，故儒学史同时又可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史学的范畴。历史儒学则是对儒学的历史考察，侧重于从总体上、宏观上探讨儒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或总体趋势，它既是儒学研究的一重要方面，同时又是史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儒学和史学都属于社会科学，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和史学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和制约。每一个时代的儒学和史学都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和史学，自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政治特色。儒学和史学既各自独立发展又密切联系，这是中国文化所带给它们的特有现象。具体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史官制度及史馆的建立、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史学的控制，同时也符合儒家关于史学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皇权的思想，使史学在功能目的上与儒学达到一致。第二，统治阶级从西汉以后，在众多的思想文化学术流派中，将儒学捧上至尊的地位，从此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便始终以儒学思想为正统思想。自从儒学成为统治阶级思想后，史学便离不开儒学的指导，儒学为史学提供史学观和方法论，史学的基本思想始终都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不同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儒学，就有什么样的史学;反过来，史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儒学内容的更新。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受儒学指导的史学是不存在的。第三，史学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史的离合，成了人们历来议论的话题。经史同源，魏晋以前经史不分，尽管汉代的史著《史记》和《汉书》已形成了经史分离的标志，但汉人在观念上仍是经史不分的。史学独立后，仍然没有摆脱经学的影响，史家的史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然借助于经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从经学与史学关系可以理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道轨迹。第四，中国的史学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同时也是儒学家，对儒家的要求和标准同时也是对史家的要求和标准，史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学的影响，并形成了对良史素质的公认标准和锲而不舍、刻苦治学的优良传统。第五，史家治史的方法虽有自身的独立性，但与儒家的治学方法有着相互贯通、相互借鉴的关系。史学研究的对象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活动领域及其过程，因此它是最具有综合性的一门社会科学，这就要求史家必须既是一个掌握包括儒学在内的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通才”，又是一个“专才”。同样，儒家如果不懂史学，就谈不上对本门学科有完整的认识。史家要成为一个既是“通才”又是“专才”的学者，就必须具备牢靠的学识基础，他的研究成果才会有一定深度，而史家这一牢靠的学识基础的奠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习借鉴儒家的治学方法。儒学的治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的研究中，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色。

儒学和中国史学的问题涉及面很宽，以下着重就史官制度的建立、史学的功能目的观、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批评、史学的尊孔崇儒倾向、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良史素质观以及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等问题，谈一谈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