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风范—礼仪制度·雅是人类文明的本质

儒家讲雅，不是追求浅薄浮华的形式，而是有它独到的深刻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认为人类区分于动物、禽兽之处，就在于人类懂得礼义规范，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本质就体现在遵循礼义规范之上。

儒家典籍多次强调人类的文明本质。《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在这里将宇宙万物区分为水火、草木、禽兽、人类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呈现出逐层递进的形式，而人类是处于最高层次。人类的高级就体现在它不仅具备气息、生命和知觉，而且表现在懂得礼义。所以，礼义在这里成为区分人类与禽兽及其它事物的一个标志，而礼义正是儒雅的核心内容。《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里进一步指出人类不同于禽兽之处就在于礼义。儒家这个认识，揭示了人类的文明本质。按照这种认识，人类要使自己告别动物界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就应当通过遵循礼义来使自己完善。由此而不断地提高人类的文明水平，而儒雅风范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外在表现。

儒家以礼义作为区分人类与禽兽的标准，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夷夏之辨

首先，夷夏之辨为儒家区分人类与禽兽提供了依据。上古三代时期，华夏民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四方分别是西戎、北狄、南蛮、东夷，华夏相对于四夷而称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将中国与四夷区分得非常清楚。《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火食，是指东夷南蛮尚未进化到使用火的水平，尚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不粒食，是指西戎北狄之地不生五谷，人民仅靠食禽兽之肉而生存。而所谓被发文身、雕题交趾、被发衣皮、衣羽毛穴居云云，也都是指这些蛮夷民族尚处于野蛮落后的时代，文明进化程度极低。从字形上看，“蛮”字从“虫”，“狄”字从“犬”，这也是指蛮夷民族没有脱离动物界。夷夏之辨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的高低之上，这就是视其是否重视礼义文化。《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云：“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又同书昭公二十三年云：“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能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何休准确地指出夷夏之辨的标准在于礼义。以礼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之所以高于夷狄，就在于礼义在这里是作为衡量人与自然分离的尺度，它标志着人类告别了野蛮的动物界而走向文明。华夏民族号称礼义之邦并以此为骄傲，这并非夜郎自大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与高度发展的华夏文化相比，夷狄民族当时尚不了解礼义文化的意义。《史记·匈奴列传》这样描述匈奴习俗：“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种不顾人伦、不分长幼、欺老贱弱的行为，在华夏民族看来是无异于禽兽的事情。儒家在同落后民族的比较中，看到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因而以礼义作为文明人的一种标志。

周礼乃文明标志

其次，儒家典籍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视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从《诗经·大雅》所载的几首周民族史诗可以见出。《生民》歌颂后稷发明农业和洁诚祭祀，农业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于人类脱离动物界意义极为深刻。而后稷用农业丰收的果实祭祀上帝祖宗，则开启了敬祖的孝道之风，这可以视作是礼义的萌芽。《公刘》歌咏公刘由邰迁豳，使周民族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緜》记述古公亶父由豳迁岐，诗的开头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是说周民族在古公亶父统治的最初时期还是野居穴处，是古公亶父领导周族人民构建房屋，从此告别了穴居时代。尤其是周文王运用礼义教化人民，对周民族的发展意义极大。《緜》的末章写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解释这两句诗说：“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汉儒以断虞芮之讼作为文王受命的标志，而文王之所以受命而王，就是因为他在礼义教化上获得了成功。《毛传》所描述的周国谦让之风，正是文明礼仪之邦的表现。从后稷发明农业到周文王的礼义教化，周民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由原始落后而走向文明。儒家历来以诵习《诗》、《书》为业，《诗经·大雅》中的这些周民族史诗对儒家认识人类的文明本质，当有极大的帮助。

孔子从周

儒家所继承的礼义主要是指西周礼乐文化。相传夏商两代也曾有一定的礼乐制度，但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缺佚，到孔子时代，这位博学的儒学祖师已经慨叹史料不足，杞宋两国不足以作为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证据。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认为周代的礼乐制度超出了夏商而最富文采，因而决定采取周礼作为理想的礼乐制度。儒家一般认为西周礼乐制度成于杰出的政治家周公之手。周公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周文王礼义教化的做法，另一方面又损益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由此而创建了令后代儒家心往神追的礼乐制度。儒家认为西周礼制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文明成就，最能体现人类的文明本质。因此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宣传礼义的价值，歌颂人类的文明成就，并用礼义文化来陶冶自己，铸造礼义化的人格，遵循礼义行为规范。儒雅风度就是儒家在服膺礼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古代文明风范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识之上，它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根基。透过儒雅风范，可以看到华夏民族由原始、落后、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