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方文化·儒学面临的困境

1843年6月的一个上午，广东花县官禄村，一个二十九岁的乡村塾师，愤怒地将一块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字样的牌子摔到地上，摔成几片还不解恨，又提起脚往碎片上使劲蹬下去，蹬完了依然气愤地站在原地不动，仿佛这块牌子跟他有深仇大恨。

洪秀全(1814—1864)，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第一次把他周围世界的黑暗，把自己家庭的贫困和地位的卑微，把自己屡试不第的不幸遭遇，归咎到“孔圣人”的头上。当大洋彼岸的马克思(K.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撰写他们的《神圣家族》(1844—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以及《共产党宣言》(1847—1848)，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说资本的运行违背人性时，洪秀全写成了他的《原道救世歌》(1845—1846)、《原道醒世训》(1845—1846)以及《原道觉世训》(1847—1848)，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学。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他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掀起了一场空前猛烈、规模巨大的讨孔运动。在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的农民们第一次打起了讨孔反儒的大旗。太平天国明确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在南京，大量的“妖书”被烧毁，有的被人随手扔进了粪坑。一个儒生看到此情此景，悲伤得涕泪纵横，趴在桌上题诗一首：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泅随手抛。

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

太平天国的战士们占领永安州城后，砸毁州城的孔庙和传习孔学的湄江书院，捣烂武圣宫、龙母庙等二十多所祠堂里的木雕泥胎神像，然后在这些地方分别驻扎男营女营。1853年3月19日，南京“江宁学宫”前，战士们朝那块“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石碑轻蔑一笑，骑马冲了进去。“大成殿”上正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两边的“亚圣”、“复圣”、“宗圣”之类的牌位，一一被打落在地，随后大批的牲口被赶了进来，等着战士们宰杀。这个往昔神圣的、不容有丝毫冲犯的地方，这些被人们崇奉了几千年的“圣贤”们，现在威风扫地了。

与此差不多同时，比洪秀全大十二岁的道光举人，江苏江宁(今南京)的汪士铎(1802—1889)，也举起了反儒的大旗。当洪秀全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占领他的故乡南京，开始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时，他极力主张“以威断多杀为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当起义的战士们以前所未有的气魄非孔反儒时，这个处于社会上层的“国子监助教”却又站到了起义战士的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其著名的《乙丙日记》(1855—1856)里盛赞起义军的讨孔行为，说“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乙丙日记》卷二，琉璃厂文芸阁本，1936)。他指责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同僧道一样，都是用来吓唬妇女小孩的邪说。近儒言理气心性，跟佛老之遗弃外物以全其真，性质是一样的，不仅“无益于世”，而且都是“空言虚理”，是欺人的把戏。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的言论都是“可笑而又可憎”的。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乃是孟轲的“荒唐之言”，既为乱贼，何惧春秋?纵观历史，“成则为汉明，不成则为胜广闯献，成则为唐宋，不成则为安史，成则为曹马以来之禅让，不成则为新莽，皆乱臣贼子也”(《乙丙日记》卷三)。成王败寇，有哪一个是照着儒家的规范来做的，要说乱臣贼子，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不是，而他们口中却高喊着仁义礼智，真是可笑至极。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乱臣贼子”的最好护身符，是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以争胜为心，以痛诋异己为衣钵，以心性理气诚敬为支派，以无可考验之慎独存养为藏身之固，以内圣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为仪注，以束书不观为传授，以文章事功为粗跡，以位育参赞笃恭无言无声色遂致太平之虚谈互相欺诈为学问”(《乙丙日记》卷二)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当权者，一个儒学的既得利益者所可能有的对于儒学的最猛烈攻击。这种攻击意味着，汉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儒家义理，在辉煌了一千八百年以后，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它不仅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反抗，而且遭到了来自上层的无情责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