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宗教·佛教文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它以自身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性迅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从而对汉代以来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一种外来文化反身成为与中国本土儒、道学说鼎足而立的中国古代文化三大支柱之一。

长安自古帝王都，魏晋隋唐是佛教活动最为昌炽的时期，作为帝都长安，自然是佛教流布及与儒、道等诸家思想交融与斗争的最重要地区。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家中的三位主要译经活动是在陕西。标志着佛、儒、道激烈斗争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三次以长安为中心而爆发。陕西长安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轴心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佛教初传中土之时的活动以当时国都洛阳为主。不久，天下大乱，中国进入战乱不息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时在长安氐羌少数民族建立的前秦(351—383)、后秦(384—417)掀起了三秦佛学的第一次高潮。

道安(312—385)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二十一岁游学后赵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师事高僧佛图澄。350年，皇帝石虎死，后赵大乱。道安辗转避难襄阳十五年。379年，前秦苻丕陷襄阳，将道安请至长安。前秦皇帝苻坚敬之若“神器”。请为上宾，以辅国政。道安被安置在长安五重寺，有僧徒数千。实际已成为前秦佛教领袖兼苻坚的高级政治顾问。苻坚打算南下灭晋时，道安力加劝阻，并劝苻坚实行仁政，以“文德”感化新征服的百姓。道安主张佛教僧徒不用俗姓，均以“释”为姓，努力增加僧侣的宗教意识，维护僧侣集团的统一与团结。他还制定了“僧尼轨范”(戒规)，并吸收了儒道思想，建立了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本无宗”般若理论体系。他还重视传教弘法，建立了几百人的僧团，四处传教，使佛教进一步向社会普及。

当时龟兹高僧鸠摩罗什(344—413)精研佛教大小乘经论，声著西域各国。道安高风亮节，亲自从长安致信比自己小三十二岁的罗什，尊之为佛学大师。罗什亦复函道安，以东方圣人相称。道安力劝苻坚延请罗什来关中传播佛学。于是382年，前秦派吕光率兵七万远征龟兹，以武力强请罗什。吕光威震西域，果获罗什。但当他护送罗什至凉州，传来苻坚兵败淝水的消息。于是吕光自立姑臧(今武威)，称后凉。十七年后，后秦皇帝姚兴仰慕罗什大名，又兵发后凉，终于以武力迎请罗什至长安，待之以国师之礼。此时他的关西知音道安已去逝十多年，罗什不胜感叹。罗什与弟子在长安消遥园开始系统翻译佛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译经活动，消遥园因此变成大规模的官方译场。罗什所译介的佛经三百多卷中，“三论”是三论宗的基本经典，他本人也被奉为三论宗祖师之一。他译的《妙法莲花经》是后来天台宗赖以创宗的主要经典。《金刚经》更是大名鼎鼎，对后来的禅宗形成影响至大。罗什译经一反过去朴拙之古风，既充分照顾到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原义，辞义通明。所译经论，非特为中国佛教徒乐诵，也对后来佛教文学有一定影响。被公推为关中佛教祖师，和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佛教翻译家。罗什经常在长安南郊草堂寺讲经授法，弟子五千，最著名者号称“八俊”、“十哲”。其中僧肇后来成为东晋佛教大师，竺道生是“顿悟成佛”说的最早倡导者。姚兴佛学造诣颇深，尝与罗什各持旧经、胡本相刊校，研究佛学(《晋书·姚兴传》)。由此，关中出现了第一次祈佛高潮，十家中有九家信佛。是时大乘佛教鼎盛于中原。

长安不但首次大量译介印度佛经，而且中国在此时期先后有近九十位学问僧历尽艰辛前往印度等国取经，其中最著名、贡献最大者莫过法显，而法显正是公元399年从长安迈出他十四年西行求法第一步的。

北魏立国未久，由于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进言，太武帝拓拔焘(423—452)开始抑制佛教。到公元446年，因对盖吴内乱用兵，发现长安一寺院中有弓矢矛盾、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大量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于是命令尽杀长安沙门，焚毁经佛，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下令全国废除佛教。是为“三武一宗”灭佛之始。七年后，文成帝(452—465)嗣位，佛教又得恢复。太武帝灭法时，沙门僧周与数十人从嵩山避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佛法的复兴多得其力。孝文帝(471—499)时，曾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并寻访罗什后人。

西魏之时，文帝(535—551)及丞相宗文秦皆好佛法。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尤喜大乘，曾命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资料。

西魏而后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北周武帝(560—578)，励精图治，注重儒术。于是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屡谏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六年中前后七次。但当时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大臣亦有反对废佛之议，故此事暂息。到了574年，武帝又集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于是决心佛道一并废斥。当时沙门、道士还俗者三百余万。财物分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至578年武帝死，宣、静二帝先后继位，佛教才恢复。

从北魏末年起，北朝的民间佛教信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组成，以信徒为主。原来是由民间的共同造像而发起。在今天关中中部的咸阳、泾阳、临潼、户县;渭北的耀县、黄陵、宜君、长武、洛川;关中东部的华州一带至今保存北朝(沿及隋唐)造像甚多。道家造像亦如此。还有不少佛道合流的造像，反映了当时佛、道并行，相互融合的社会状况。民间佛教后来逐渐发展，还兼及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字诵经各事。其首脑称邑主、邑长、法义主等，成员称邑子、邑义、邑徒等。僧尼指导称邑师。

隋文帝(581—604)取代北周政权后，便以佛教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他本人就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般若尼寺，并受智仙尼的抚养。所以他当朝时，民间佛经比儒家六经多许多倍，而且迅速建立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佛教系统。选聘当时各派著名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涅槃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炀帝(605—616)亦笃好佛法，自称菩萨戒弟子。隋代长安的大兴善寺是当时最重要的译经中心。

唐代继承隋代重佛的传统，致力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太宗即位之初，便重兴译经事业，命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人，在昔日他统一全国的重要战役旧址建立七所寺院，如在平定薛举集团的陕西西北部长武建立了昭仁寺等，促进了崇佛风气。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远嫁松赞干布，从长安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传入西藏。公元645年，玄奘结束十九年印度取经的旅程，背负六百多部大小乘经律论回到长安，太宗待之礼遇甚隆，并在大慈恩寺等地为他专门组织了大规模译场。玄奘以对佛学的精深研究，给当时及以后佛教界以极大影响。如他翻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仅二百六十字，高度概括了大乘般若思想，是汉译佛经中最短的。在他前后译此经的高僧还有七家之多，但玄奘长安所译最为信达，易于背诵，所以至今流行的一般都是他的译本。由于玄奘的影响，慈恩宗、律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相继在长安创立。武后(684—704)之时，她利用佛教为自己掌权开道，抑制以老子后裔自居的李氏势力，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玄宗(712—756)朝，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到长安传播密教，深得玄宗景仰，时称“开元三大士”。其中尤以不空(705—774)影响最大，历任玄、肃、代三朝灌顶国师。史载肃宗安史之乱末刚收复长安，便将不空请入宫内，请教佛教及治国之事。安史之乱后，国家灾难深重，徭役日重，寺院几成百姓避难逃役之所。加之寺院又乘均田制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发放高利贷，不承担徭役与赋税，寺院经济与封建政权的冲突日剧，终于导致会昌二年(842)的武宗灭法。当时全国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解放奴婢十五万，收回民田数万顷。此举对佛教打击甚大，许多佛典名寺于此时散佚湮没。

唐代译经，成绩斐然，前所未见。从太宗至宪宗近二百年间，译经基本由国家主持，译师凡二十六人。其中以“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中的玄奘、义净、不空最负盛名(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有二说：一、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二、以义净代替不空)。其中玄奘译经七十五部，义净译经六十一部，不空译经一百零四部。而他们之间又各有所重。义净重于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兼攻。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精华几俱备于中国矣。

译经的兴盛，导致宗教派别的“百家争鸣”。当时号称“九宗”或“十宗”，而其中多数创立于长安，远播日本、朝鲜、越南，世界佛教中心大有从印度转移至长安之势。当时长安有寺院一百四十座，僧尼多达数万，不少寺院为各宗圣地。

(1) 三论宗。导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以龙树、提婆所著《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基本经典，因而得名。主张“诸法性空”，所以又称法性宗。其基本教义是“破邪显正”、“八不中道”和二谛说。主张物由因缘产生，空幻不实。此派的印度始祖是文殊师利，中国则推鸠摩罗什。后秦时期，罗什在长安圭峰之下草堂寺最早译介三论，于是这里成为三论宗最早圣地。隋及唐初，三论宗极盛。在长安以法澄、道庄、智矩和吉藏最为著名。其中吉藏(549—623)为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他本为安息人，俗姓安。儿时随父在金陵(今南京)谒见高僧真谛(499—569)(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时，真谛为其取号“吉藏”。及长，声名著于江南。后隋炀帝(604—618)邀之住长安日严寺，完成“三论”注疏，创立三论学派，声震关中。唐初高祖(618—621)在长安置十大德，吉藏即荣列其中。他曾在长安讲经百遍，弟子逾八百。大弟子慧远亦曾享盛名于长安。三论学说主要流行于宫廷及上层知识分子之中，后又传入日本、朝鲜。贞观而后，此派渐衰，但也时出高僧。如中唐代宗时有道液大师。武宗、宣宗时期有定慧禅师，宣宗大中九年(855)名相裴休撰并书《圭峰定慧禅师碑》，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撰额，碑高近三米。三论余烈，于此可见。

(2) 法相宗。玄奘创立于贞观年间，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穷究万法之性相”，故而得名。同时，因强调“万法唯识”，又名“唯识宗”。因传玄奘“法相”衣缽的最著名门徒窥基长住慈恩寺，号“慈恩大师”，所以此派又称“慈恩宗”。其主要佛典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和《唯识二十论》。其基本理论观点是“万法(物)唯识”，“心外无法(物)”。世上万物皆“唯识所变”。“识”又分为“内识”和自我感觉意识。“内识”是最高的精神本体。自我感觉意识就是人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和思维。自我感觉意识重染内识，便产生万事万物。人们如能皈依佛教，艰苦修行，停止自我感觉意识对“内识”的熏染，保持“内识”的纯净，便可成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玄奘西行求法前，在国内受业于十三名僧，偏于法相之学。后赴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广涉博取，对瑜伽宗、般若说、唯识法相学等均有精深研究。回国后创立法相宗，成为法相祖师。当时在长安洛阳两京风靡一时。从学者极众，尤以窥基(尉迟敬德之侄)和圆测(新罗王之孙)声名最著。日僧道昭在公元653年来到长安，师从玄奘，回国创立日本法相宗。以后又有日僧智通、智达、智风、智鸾、智雄追随而来。玄宗时日僧玄昉在长安学习法相宗十八年，回国又使日本法相之学盛极一时。但法相学说基本照搬印度佛教理论，深奥而富哲理，主张必须长时间地艰苦修行并且背诵烦琐的佛教经典方能成佛。进入极乐世界的道路如此艰难曲折，妨碍了一般信徒的信仰决心，故法相宗只兴盛了三十至四十年，三传而趋没落。

法相宗的圣地在玄奘译经的主要场所慈恩寺和其死后安眠之处兴教寺。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南郊，是太子李治为纪念母亲文德皇后而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修建的，故名。玄奘归国后与弟子长期居于寺内，前后长达十九年，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圆寂后初葬长安东郊白鹿原，后迁长安城南兴教寺。此寺系为迁葬玄奘特别设立，为唐樊川八大寺之一。现寺内除玄奘舍利塔在，并有其高足窥基和圆测舍利塔。肃宗在舍利塔上恭题“兴教”二字，寺名因此而来。

(3)净土宗。又称莲宗。初祖有二人，一为南北朝时的昙峦，一为唐初的道绰。其二世祖善导(613—681)师事道绰，在长安传佛三十年，真正创立了净土宗。此派因主张不停念佛，心向净土，而得名。主要佛教经典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等。此派认为：现实生活是充满苦难的“秽土”，而西方极乐世界则是“天雨宝花”、“黄金为地”的一片“净土”。无论出家与否，只要不断口诵“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持之以恒，便可长命安乐，死后步入西方极乐世界。此派教义简明，方法易行，由百姓而官宦，愈演愈烈，与禅宗并列，几乎垄断了中国佛教信徒。善导在长安的三十年中，曾写《阿弥陀经》数万卷，信奉者无数。武则天时，高僧慧日航海赴印度十八年，苦修净土之学，开元间由西域返回长安，成为净土宗又一大师。日留学僧圆仁曾将净土学说东传日本。后日僧法然依善导经书创日本净土宗，成为日本佛界的第一大宗派。现在的长安县香积寺是善导舍利塔所在。有塔十一级，高三十三米。这里是净土宗发源地，也是日本净土宗公认的祖庭。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不少日本净土宗访华团前来朝圣。

(4) 华严宗。因此派主要经典是《华严经》而得名，又因其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又号“贤首宗”。北周武帝在关中灭佛之时，长安僧人多避居终南山中。法师普安(京兆泾阳人)，栖隐终南山西坡，苦研《华严经》，并秘密安置长安沙门三十人。后武功人赵��渊在此建至相寺，成为华严宗中心。华严宗的基本观点是“法界缘起说”，认为“一真法界”，也就是“心”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来源，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强调“理为性”，“事为相”。隋至唐初，雍州万年县神僧杜顺，尊号法顺，由禅学转为华严，影响极大，后被追认为华严初祖。二代祖俨在终南至相寺学《华严经》数十载，著《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十乘十玄门》，对后世广有影响。三代祖法藏为智俨高足，深得武则天信任，曾赐其“贤首大师”称号，并命在长安城玄武门北建华严高座八会道场，可容数千华严僧尼在此斋会。武则天还亲制《昕华严诗》。由于武氏力倡，华严一宗至此极盛。德宗时四祖澄观受封“清凉国师”。宪宗时任全国“僧统”，发挥贤首教义。其弟子宗密著《禅源诸诠集》《原人论》等，进一步调合佛教及儒道思想，使该宗思想日趋庞杂。武宗灭法，华严宗一蹶不振。新罗人朴义湘来长安终南学习华严学说时，与法藏共同师事智俨，归国成为东海华严初祖。日本天平十二年(740)，新罗僧审祥又传华严宗至日本。中唐时，日僧道璿又携《华严经》返国，华严宗昌行日本。今西安南郊少陵原尚存华严寺遗址。其寺建于803年。初祖杜顺禅师塔和四代祖澄观清凉国师塔至今耸立。杜顺塔七级十三米。塔下原有大中年(852)所刻《杜顺和尚行记碑》，后移存西安碑林。

(5) 密宗。又名真言宗，因“真言秘密”得名。7世纪盛行印度德干高原，系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产物。主张众生修行必依三密，即手结印契(身密，即特定的手印)，口诵真言(语密，即咒语)，心观佛尊(意密)。如此则“三业清净，与佛身口意相应，便可成佛。其特征是高度严密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此宗唐初由印度达摩笈多传入长安，后印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分别传译《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号称“开元三大士”。是为密宗实际流传中土之始。开元中，汉人名僧一行(俗名张遂)从善无畏受学密法，为密宗又一重镇。由于达摩笈多和僧一行都曾居长安大兴善寺(在今西安小寨)，此处遂成密宗祖庭。

密宗的创立与传布，不空(705—774)之功最著。其本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贵族。后随师金刚智来华。因其精深的佛学修养与卓越的政治活动能力极得唐代皇帝信任，历任玄、肃、代三朝灌顶国师。译有《仁王护国经》《金刚顶经》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千二百多卷。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佛教翻译家”之一。由于几代帝王对不空的特别垂倾，密教在当时王公贵族间极流行，此风延及唐末。唐代不少日本留学僧纷纷前来求法。著名者如最澄学善无畏派，结合天台宗，归国创“台密”。空海在青龙寺从惠果学不空派，回国创“东密”(又称真言宗)。日本留学僧人最著名的“入唐八家”中，六家到长安后都在青龙寺求法。唐末，日僧圆仁、圆珍也不避艰辛来长安学习密教，并将大量密宗典籍传回日本，成为日本密宗的一代宗师。此外，新罗密教由于来长安的留学僧玄超、惠日的传入，亦盛极一时。密宗由于仪轨繁复神秘，不易做到，盛中晚唐流行过后，迅速在汉地衰落，转而在西藏地区与当地本教结合，形成流行至今的藏密，即今人熟知的喇嘛教。

(6) 律宗。中国佛教各派均讲究戒律，学佛者所必须修持的戒、定、慧三学中的“戒”即为戒律之学，但律宗特重讲传戒律，因而得名。最早的律学大师是北魏的慧光(468—537)，他草创了《四分律》。其二传弟子洪遵开始在关中传播《四分律》。隋末唐初，其三传弟子智首(567—635)在关中弘扬《四分律》三十年，死后太宗敕令国葬。智首的高足道宣(596—667)，江浙人氏，十几岁便入日严寺从师学习，听智首讲《四分律》凡四十遍。后长居终南山，与同时居此的孙思邈(581—682)结林下之交。他苦研戒律，以大乘佛教教义融合本属小乘佛教的《四分律》，撰写了《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等三部经书，号称“南山三大部”。从慧光至道宣凡五代，律宗始真正创立。故又称“南山宗”或“南山律宗”。道宣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曾为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佛名广被中国，弟子千余人，著名者如文纲、怀素等。他立戒坛于关中，制订受戒仪制，四方诸州、大江南北都依坛受戒。其三传弟子鉴真从扬州六次矢志东渡，终将律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初祖。与道宣同时，出于慧光门下的六代弟子满意，居长安崇福寺，创律宗之西塔宗，号西塔律师。道宣弟子怀素(624—697，与盛唐草书家释怀素非为一人)，于律学苦心孤诣，历十二年(670—682)写成《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曾奉高宗诏，住长安西太原寺，创东塔宗。义净(635—713)，曾游印度三十余国，前后二十多年，归国后在洛阳、长安主持译事，所译佛经，律学居多。

唐代而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陕西辉煌的佛学传统消去了往日的光辉。再没有出现过如唐朝那样可以统领全国，影响一代或数代的佛学大师。但民间的佛教信仰，如开窟雕佛却在全国普遍衰落的情况下，显得较为活跃。在陕西北部，由于天灾严重，连年战乱，无助的百姓便寄希望于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加之比邻的西夏政权崇奉密教，故陕北开窟之风颇炽，且多有密宗艺术的风采，而且其风格已不像唐代佛教及其艺术多为宫廷贵族享用，富丽雍容，总有几分宗教的神圣感与贵族气，而是更贴近百姓生活，更趋于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