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秦汉时期岭南文化的演变·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

(1) 原生型文化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属于原生型的地域文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史前时期。

何谓原生型文化?笔者认为，原生型文化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原生型文化是与远古时代人类的原始状态相伴相生的文化现象，其显著特点是对大自然事物现象的高度依赖性。人们由于对自然事物现象的无知，而又必须生活在自然界中，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心理;为求生存便往往以自然为师，以求自身能够适应仁慈而又残酷的自然生态环境。在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人们终于创造了具有鲜明自然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界乎人与兽之间，交织着人性与兽性的矛盾冲突与调和，带有人类脱离兽性而又未能完全摆脱兽性的深刻印记，却也表现了人性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在精神文化方面，诸如对火的崇拜，对风雨雷电的崇拜，对生殖及生殖器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崇拜;早期的原始婚姻、家庭、生活习俗观念等等;在物质文化方面诸如生活资料的生产、饮食、衣饰、居处所必需的工具、用品、装饰物，从渔猎、圈养动物到锄耕农业的发展进步等等，无不体现着自然的朴素性和原始野性。

其二，原生型文化在未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之前的人类社会中发育、发展，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生成而淡化、转型甚至消亡。原始父系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是原生型文化发展的顶峰期，也是原生型文化消亡的始发期。随着私有财产的生成，随着阶级社会的成熟，人类彻底脱离动物性状态，进入人类社会文明之后，所创造的文化，便不再是原生型文化，而是在原生型文化基础上再生成的再生型文化。

其三，原生型文化明显受到一定的自然环境影响和制约，因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人文风情。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便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子》中的《儒效》《荣辱》等篇便都指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才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所说的中心意思都是：楚人生活在楚地、越人生活在越地、华夏人生活在中原华夏，各有各的个性、气质和习俗，这并不是天生下来就这样的，而是不同地域的文化薰陶培育的结果。

(2)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

①原生型的地域文化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是岭南地区自远古时期不断创造积累的原生型地域文化。由于史料缺乏的局限，我们只能着眼于西周至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略作探讨。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远比中原落后。中原华夏族约于公元前2100年的夏王朝时期，父系氏族公社即全面解体，进入了以青铜文化为标志的奴隶制社会。又经历了殷商、西周的1500年左右的继续发展，于春秋晚期开始进入地主封建制社会。在这期间，铁器开始广泛使用，农业发达，社会繁荣;确立了影响中华民族长达近3000年的宗法制;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习俗和观念文化均已具备完整的系统。由此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活跃、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辉煌灿烂局面。但岭南地区却仍然基本上停留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一方面是地旷人稀;另一方面各氏族部落却又分支极多，居处分散，各不相属，部落之间战争不息。直至春秋晚期，才逐步过渡到极不完备的奴隶制社会初期，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和人口，更迟至西汉初期才最后完成父系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的变革。

从文化上说，岭南地区仍处于原生型文化阶段。这种原生型文化，是以岭南土著居民南越原始民族，在独特的百越文化圈的环境氛围中独立发展而成的，既具有百越文化圈的文化共性，又不同于同属百越文化圈的吴越文化、楚文化，更大异于中原华夏文化，是自成体系的岭南原生型文化。

②物质文化

形态与风格都与中原华夏民族有显著差异。而与百越文化圈中其他地区和民族相比较，则又显示出同中有异的交流互补现象。最突出的为几何陶纹文化、青铜器物和铜鼓文化、巢居式干栏居室文化及船文化。

岭南出土陶器极多，但除其中一片泥质陶罐残片是拍印着五个女子手拉手跳舞的人物图形特例外，所有已发现出土的从西周至战国期间的陶器外部装饰纹，都是用预先制成的夔纹、米字纹、菱形纹等印纹陶拍拍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几何图形印纹陶器。中原华夏文化陶器中尚未有此种印纹陶器发现，而在吴、楚、滇等古百越文化圈内则多有发现，但远不及岭南地区的普遍和多量。

在青铜器方面，最突出的是铜鼓。在今广东西部及广西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铜鼓仍然是一种具有民族及地方特色的，传统古远的文化现象。在原生型岭南文化时期，铜鼓本是南越族人青铜文化和祭祀文化的主要器物。青铜器物中的靴形钺和戚等，显然也是石器时代同类型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巢式干栏，是古越族人的典型居室。晋朝张华的《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可见古人早就注意到南越民族的居室特色，是百越中最为突出的。从考古及史料证实，南越族人的祖先们本来也是穴居的。从穴居到巢居，是南越民族为适应恶劣的生态环境的重大发明。为避毒蛇猛兽和瘴疠之气，迫使人们走出洞穴，仿效鸟类，在树上筑巢而居，后来便创造了在较高的支架上建造竹木结构的草顶居室，这就是干栏。干栏起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在今广东高要茅冈遗址内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末期的成片比较完整的木构干栏，足见其历史之久远。干栏在岭南地区的两广及海南，都被世代相传着，至今两广地区的壮族、海南的黎族、部分山区河谷地带的汉族，仍以干栏为居室，不过因地域不同已有麻栏、高栏、葛栏、阁栏等不同名称和建筑特色。干栏还与北京四合院、西北窑洞、客家围屋和云南一颗印，被中外建筑学界并列为我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

岭南濒海，河流纵横，少不了要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善于用舟”，是先秦岭南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南越志》说：“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交州记》说：“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见。”史料所提的线索实在太少，上引两则，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有点荒诞。然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却有重大发现。1974年底，在广州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造船遗址，经1975年和1994年两次发掘及考证，确定是秦代的造船工场。仅就已发掘的不到7000平方米原址十分之一的范围，便已发现了三个造船台。其中两个的规模可建造载重20—30吨的木船;另一个规模更大，可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而且遗址中留下的一些造船工具和设备，竟然在今天的木船厂中仍然应用着。足见当时南越族人已掌握了相当高的造船技术。这是南越族人在远祖们的创造发明基础上发扬光大并泽及后代的船文化成果。

与此相联系的，是南越族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南越族人善用舟，习水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谋生觅食。因而形成了以渔猎捕捞采集为主的谋生手段，不仅喜吃鱼类及江河湖海的各种贝类，也视蛇、虫、鼠为美食。中原人因此而深为惊诧;视南越族人为异类，甚至认为“与禽兽无异”。晋朝张华在所著的《博物志·五方人民》中，即大不以为然地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近年在岭南沿海多处发现规模颇大的贝丘遗址，更有力地证实当时南越族的食物构成所形成的富于岭南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当今岭南饮食文化中名驰中外的“海鲜”，无疑是源于古南越族人的饮食文化，可谓名副其实的源远流长。

相对地说，岭南的稻作文化却明显地落后。虽然近几十年来在考古方面发现了多处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稻谷，然而，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铁农具，只能依靠石器和木制的原始落后的简单工具“火耕水耨”，这又体现了岭南文化原生型的落后性。

③精神文化

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一的原始宗教文化是岭南原生型地域精神文化的一大特色。古南越族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有两大困惑无法解答：一是自身的来源。由于对生殖和繁殖的无知，人们不明白自身是如何来到这世界上的，于是把祖先视作某种自然物。这种自然物必须是与自己的生存有密切关系而颇具神力的。这便产生了图腾。二是当时的南越民族祖先们，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多依赖海洋为生，往往受到类似传说中的龙的伤害;在离海稍远的小平原上生活的人们，多以种植水稻为生，最大愿望就是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于是便企盼着农业之神的护佑。不知从何时起，南越族人便产生了以龙和羊为图腾兼祖先的原始宗教观念。

关于龙，现已很难确证其原生物是什么，也许是大蛇，也许是鳄鱼，甚至可能是华夏龙(即今天在民间长期流传虚构的龙)。南越族人既视之为威力无比的图腾(神)，也自认为是自己本族的祖先。不少古籍多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南越族人剪发纹身，以像龙子，目的是避免神龙祖先伤害，求得保佑。最早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左传》(哀公七年)，之后还有《庄子·逍遥游》《淮南子·原道训》《说苑·奉使》等等。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的记述，可说是集众说而成：“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南越族人的这种原始宗教观念千百年来延续着，直至本世纪50年代，海南黎族妇女仍然保持纹身绣面的习俗;在岭南广大汉族地区，则以形式丰富多采的龙舞，曲折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文化遗存。

以羊为图腾和祖先崇拜的偶像，同样源远流长。现今的广州，又称五羊城、羊城、穗城。据《羊城古钞·古迹》记述：西周时，从南海上空飞来了五位穿着五种不同颜色衣服(据说是红、黄、黑、白、紫)各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的仙人，齐集今广州(楚庭)。仙人将五色羊口中含的有六个穗的稻穗赠给人们，并祝福说：愿此地永无饥荒。之后仙人腾空飞去，五只羊便化为石。自后广州地区果然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羊也因此成为赐给人们粮食的神，也成了图腾和祖先的偶像，备受尊崇，享受拜祭。

与此相关的是俗信、迷信合而为一的祭祀占卜文化。南越族人有很多享受拜祭的神灵，都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对鬼尤其敬畏，认为能敬祀灵鬼，可保长寿，对鬼怠慢则短命夭折。连《汉书·郊祀志》也特别记述了一位名为“勇之”的南越族人介绍南越人敬畏灵鬼的情形。勇之还言之凿凿地说：东瓯王敬鬼，因而享寿160岁的例子，以证明鬼是确实存在，而且鬼力无边。南越人极重视占卜的吉凶效应，但器物与中原华夏的龟卜、蓍筮不同，多用鸡卜。在今广西偏僻山区的壮族、海南黎族的老一辈中，仍保存着这种奇特的占卜习俗。

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培育了南越族人崇尚勇猛、好勇斗狠、冒险开拓的原始粗犷的性格风貌，由此而形成了南越族人既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死亡威胁，勇于与自然斗争、勇于反抗强敌的崇尚刻苦耐劳、勇猛好斗、顽强不屈的精神，又具有开拓、兼容、冒险、进取等开放性的海洋文化气质。

④在冒险开拓中实现文化交流

南越族人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但因不甘于封闭而多方寻找和开辟与周边、中原、甚至海外异邦的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种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实现，虽难以具体考察，但史籍和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零碎的线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先秦时代岭南文化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对于海外异邦的交往，无史可稽，但有实物可证。在距今五千年前，今广东省南海市著名旅游胜地西樵山，曾是岭南先民的大型石器制造工场，所生产的石器工具，不仅遍布百越文化圈范围内，而且在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发现;秦汉时代便在中原地区享有盛誉的岭南名贵香花茉莉、素馨和某些香料，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古岭南人从南洋诸岛引进的。足见岭南地区海外文化交流历史之久远。

至于与百越文化圈及中原华夏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史可证的，早在商周时代便已存在着。《尚书·禹贡》《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古籍，便已提到岭南地区向中原统治者进贡土产方物的事实。楚国与岭南交往的历史，最迟也当在公元前887年，据史籍所载，古楚庭(今广州)，便是当年楚成王在岭南建成的最早的宫室。

岭南的土特产、珍禽异兽、象牙、犀角、翡翠、美玉、珠玑、玳瑁等珍宝和技术不断提高的工艺品，从商周至战国，都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原大地。而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祭器和先进的铁器制品也断断续续地进入岭南，对岭南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祭祀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岭南一些杰出的人才，也有跨越五岭或泛海北上，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封国的卿士，而作出贡献的。据《百越先贤传》等古籍记载，东周及春秋之时，有南海人勇获，曾为吴王夫差的大夫;梓藏担任过齐国宰相;高固曾为楚威王将相;公师隅任越国首相，奉命出使魏国，献舟船三百艘，箭五百万支及犀角、象齿等礼物，与魏国结盟，以牵制楚国……等等，虽然多属难以稽证的传闻，但南越人跨越险峰，渡过大海，进入岭北各地，实现人际交往、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应该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