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文化·楚族的兴起、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地理的沿革

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世所公认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不仅孕育了石器时代的农业文明，而且奠定了中国引以为骄傲的夏、商、周三代的古代文明，创立了以龙为象征的中华文化。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的被发现，人们意识到，仅仅以龙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还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中华文化还应包括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的文化，这是有别于北方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南方文化，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则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楚文化。远古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又处在大江两岸，因此有可能处在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在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这块土地上生存着巨猿、大熊猫、剑齿象、犀牛、斑鹿等动物，这些动物所适应的气候，应是热带——亚热带。到春秋战国之际，这里仍有不少热带动物，被楚人视为宝物。晋国的公子重耳流落到楚国时，楚成王曾善待他，但要求他以后一旦回国成为国君时，一定要有所报答。重耳回答楚成王时说了一大堆的宝物，都是楚地出产的，连晋国也要从楚国进口。象牙、犀牛角和犀兕皮就是其中几种。热带——亚热带气候是早期人类生存的极好环境，因此，长江流域成为南方文化的起源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远古时代起，长江流域就有了最初的人类居民，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经产生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农业文明。以后，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变迁，这一地区又不断地出现新的文化，它们互相吸收、融合，形成了以凤为象征的南方文化，准确地说，是楚文化，它们与黄河流域的龙文化一道，汇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它们不仅对南方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都产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这个意义颇为显著、成就颇为辉煌的文化，初起时，仅地处荆山一隅;壮大时，却席卷中国大半。它们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它的最辉煌的时期，主要地点就囊括了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绝大部分，这就是本书所要论及的广义的两湖文化的一部分。

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远古人类化石的地区尚不多，我国是其中之一，长江流域又有幸成为其中一地。湖北西部的恩施建始高坪龙骨洞，发现了三颗与南方古猿相接近的下臼齿，它可能是南方古猿在亚洲的一个种类。南方古猿一般被看作是从猿到人之间过渡的生物，它距今约五百至一百万年。这是发现人类起源地的一个重要线索。进化到人以后的生物被称为猿人，他们创造的文化称旧石器文化。这在湖北的郧阳地区已有发现，主要是猿人居住的洞穴和牙齿化石，被命名为“郧阳猿人”，距今约七十五万年。晚于它的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智人化石，在湖北西部长阳地区也被发现，同时发现的有不少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如砍砸器、刮削器。同一时代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东部的大冶发现的章山石龙头洞穴遗址，出土了八十多件石制工具，它除了具有旧石器时代的特征以外，还发现在砍砸器的把手上，处理得便于手握，这是旧石器的一大进步，这处遗址距今约三十七点五至二十九万年之间。湖北中部的江陵县鸡公山也发掘了一处旧石器文化的遗址，在它的上层发现了五百多件石器和石片，距今约一万至两万年。在下层发现了一处几近完整的原始人类的活动遗址和数以千计的砾石、石器和石核，还发掘出好像是人类居住地的圆圈，距今约四万至五万年。这一发现使湖北地区从猿进化到人，一直到旧石器时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它为这个地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后，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标志不仅是石制工具从打制进入到磨制，而且人类还学会了制造陶器和种植谷物及饲养家畜。这一时期内，两湖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颇为丰富。按时间划分，已知年代最早的是，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存、湖北枝城城背溪下层的文化遗存。彭头山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杨权喜《长江文化论集》)距今约七千至八千年。然后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因1959年首次在四川巫山大溪发现而得名。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在长江两岸，在两湖地区的主要分布是东到湖北的江陵、公安和湖南的澧县一带，往南一直到洞庭湖北岸，北到汉水中游沿岸，它的中心地区在湖北的西南部。大溪文化距今约六七千年。大溪文化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文化，它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虽已十分明显，但还保留着部分前一时期的文化痕迹。大溪文化之后出现的是屈家岭文化，这是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的文化。它的涵盖范围往东到达大别山南麓，西边达到三峡地区，南到洞庭湖周围，北边一直到河北西南部。据考古资料证实，屈家岭文化基本上是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在各方面都比大溪文化有了发展，这时可能已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四千六百年之间。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相当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期的石家河文化，有学者也称它为“湖北龙山文化”，这类文化的遗址几乎遍及湖北全省。这一文化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由繁荣走向解体阶段，其时间大约距今四千四百年左右。(郭德维《湖北简史》)

长江中游这时虽然有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但它与这个地区后来发展到顶峰的楚文化之间还不能等同划一，它们之间还没有发现有直接的联系，这中间存在着文化的断代，从新石器时期之后直到楚文化的兴起，尚未找到填补这一空缺的文化遗址。后来长江流域浪漫、精美、细腻而又博大的楚文化尽管吸收了一些原始的区域文化因素，但它的主流是从何而来?后来称为楚人的此地居民是原始的土著居民吗? 这就是激起众多学者浓厚兴趣的问题所在。

据史书记载，楚人明确无误的祖先是祝融氏。传说祝融在帝舜时期曾担任过火正之官，就是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古代的天文历法与农业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祝融也是兼管农业的官员。也有的记载说祝融担任过南方炎帝的辅佐之臣。炎帝和黄帝一起，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共同缔造了整个的中华民族。在南的炎帝主火，祝融这个主火正的官员自然是炎帝的主要官员了。总之，祝融的起源很早，而且地位不低。祝融的后代分为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后来先后被强大的商朝所灭，只剩下季连一支，流落到南方，以芈为姓。因此，楚人一直将祝融奉为自己的先祖。《左传》中记述，楚人因封于夔地的子孙不祭祀祝融和先辈鬻熊，把他们看作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忤逆之罪，发兵将他们灭掉。就是这样一支从北方过来的祝融之后裔，被学术界大部分人承认是创造了楚文化的一个民族。

到商王武丁时期，他又率领军队，深入到芈姓楚人居住的腹地，打败了荆楚。《诗经》中有诗句就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事情。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这时的楚人已是居住在南方，《诗经》曰：“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虽然遭到强大的商王朝的打击，但楚人剩余的部落民却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开拓着自己的一方领地。从《诗经》中我们还得到一条信息，那就是楚人最早出现在南方，是在殷商时期。既然楚文化的主流是由祝融的后裔楚人所创造，那么江汉地区的原有文化又是由何方人氏创造，它们与后来的楚文化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

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前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土著部落是三苗族。“三”是表示多的意思，即部落纷杂、种姓繁多之意，而不是确指具体的数字。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三苗人不断和黄河流域的部落发生冲突。第一次大的冲突发生在尧舜之际，《史记·五帝本纪》上有记载说，三苗族在江、淮和荆州地区多次作乱，因此，舜回去对尧说，把三苗迁到三危这个地方去。三危在西边，据这段材料可知，三苗当时的居住地在江淮和荆州之间，因为战败，而被迫向西迁徙。但这次战争并没能把三苗完全打散，相反，舜却在这次战争中死于此地，三苗仍然活跃在这一地区内。在舜、禹之时，又爆发了第二次战争，战国时楚国的令尹吴起在谈到这次战争时，曾经这样说战争的起因：三苗依据彭蠡之波，洞庭之水，自恃有文山和衡山之险，而为政不善，因此被禹讨伐后放逐。经过这次战争后，三苗终于逐渐衰落。吴起的话里除了告诉我们自夏代开始，三苗由于为政不善，开始离开原居地迁往偏僻之处外，还概括了三苗所处的具体位置，就是左靠鄱阳湖，右界洞庭湖，南靠鄱阳洞庭之间的文山，北邻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论文集》)三苗族在夏代之前活动的这一地区，正是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中，长江中游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范围就大体与此相当。在三苗作为主体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同时，这一地区还有不少小的民族活跃其间，主要是越族、庸、麋、巴、濮等等。他们也都是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楚民族的兴起。

由于三苗族与中原地区经常发生战争，因而相互之间的文化都有影响的痕迹。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就带有中原文化的痕迹。(马世之《楚文化觅踪》)三苗族在夏代被打散后，没有夏人直接深入到江汉地区的记载，但考古发掘中却可以找到夏文化的一些影响痕迹。在河南淅川下王岗、宜昌白庙子、随州市西花园和武汉盘龙城等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早于商代、晚于龙山文化而和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有些是压在上层商文化遗址之下的。(郭德维《湖北简史》)夏朝之后，商人进入到南方，对南方大力进行武力渗透。楚人这时虽然已在南方生存下来，但还十分弱小，在强大的商王朝的打击下，已处于苟延残喘之际，让人感到它若有若无。这时商人称之为荆，或楚荆。商人大举向南推进，一直进入到大别山和桐柏山以南，这时江汉地区出土的文化遗存大部分都带有商文化的影响痕迹，主要是商文化与江汉地区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并且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而这时暂时看不到楚文化的痕迹。到商朝末年，西边兴起了新兴的周朝，它比商朝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苦于无力摆脱商人控制的楚人，很快便抓住这个机会。楚人的首领鬻熊开始与周王朝打交道，主动地向周朝称臣，史书上称此事为“子事文王”、“子”应是周王赐给楚部落酋长的封号，即原始的爵位。(张正明《楚文化史》)表明周朝对楚人的承认。周文王任命鬻熊为火师，负责农业和天文方面的事务。楚人自离开中原以后，经长期的迁徙，已经到汉水的支流丹水口北面的丹阳定居下来，这时开始重新发展。到鬻熊的第四代孙熊绎之时，周成王为表彰楚人的勤劳辅佐之功，封给熊绎子男之田，姓芈氏，允许他居住在丹阳这一带。这时楚人地盘虽然还不大，如果按周朝封给的土地算，是“土不过同”，一同只有方圆百里，但与以前相比，总算是有正式的封号和名正言顺的国土了，从此楚人开始向国家过渡。

楚人在周朝初年，以荆山一隅为基地，从部落酋长到下属，都穿着粗制的衣服，只乘坐简陋的柴车，进行艰苦的开创。作为周天子的下属，楚人还要以自己微薄的出产贡献给周天子，如贡献桃木制作的弓和棘枝制作的矢，奉献给天子用以禳灾;苞茅贡献给天子用以沥祭祀用的酒，还要在祭天时为周天子看守火堆，才能获得周朝的信任，求得安定的发展环境。就在这种艰难而又卑微的处境中，熊绎带领楚人努力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又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楚人已初步具有实力，境况比前有较大的改观。这时，楚人中出了一位既有开拓精神，又富有谋略心计的部落酋长，这就是熊渠。周朝此时正处在周昭王大举南征而又未能得手之际，并且周昭王自己还出师未捷身先去，淹死在汉水中，周朝的势力受到大的打击。于是，熊渠趁此机会，利用先辈积存的力量，开始了自己的开拓之举。熊渠采取了近交远攻的策略，笼络周边的小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然后开始攻伐远处的小邦之国。向西，熊渠征服了庸国;向东，攻下了湖北中部的扬越;然后打下了湖北北部的鄂国。打下三个邦国后，熊渠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到那里去为王，享受战争的果实。然而楚人毕竟羽翼未丰，开疆拓土又封王的行为冒犯了周朝的权威，熊渠慑于周厉王的淫威，又因国力敌不过周朝的势力而去掉三个儿子的封号，保存住自己的实力。但熊渠的举动却是石破天惊，楚人多年压抑的愿望终于爆发。从此以后，楚人性格中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付诸实践，再没有中断。它成为楚人用以激励后人的传统教科书。这时正值周厉王统治时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世纪。

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到，这时的楚人的文化风格还处在萌芽中，由于多年来楚人一直处在商王朝和周王朝的控制和压服下，祝融部落内部所蕴含的文化特性未能尽情显现，更多地表现出来的还是中原文化的浸染痕迹。湖北当阳县赵家湖发现过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的楚墓，其中西周晚期的楚墓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楚墓。这批墓葬共有二百九十七座，它有一点十分令人高兴的特点是，墓葬的分布从早到晚排列有序，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都清晰地表现出来，楚文化发展的轨迹在这里一目了然。有学者将这些墓分为三类七期。前两期是西周晚期和西周晚期后叶至春秋早期之交，这正是楚文化发展的萌芽时期。从这两期的墓葬看，中型墓，即“士”这一级的墓葬棺椁使用都因袭了周制的规格，为棺椁“再重”，即一棺一椁，棺板外用麻绳捆扎，五横一竖，这是中原的“棺束”习俗。这两个时期的墓中发现的青铜器还比较少，但还是可以看出其基本特征，铜鼎和铜簋与周朝的形式相似，只是铸造得轻薄和简陋一些，带有自己的特征。它自身的特征开始逐步显现是从春秋中期以后开始的。墓中所见的磨光黑陶器，其中鼎、鬲、豆、罐等，器形也主要是继承了周式器的风格，但陶质、陶色和造型却有了或多或少的楚文化风格，这种风格的完全形成是在春秋晚期。(《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

时间进入到春秋初年时，周王朝已一步步地走下坡路，终于一蹶不振，仅仅成为众诸侯征讨别国时所需的一面旗帜。利用这一机会，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楚人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它迅速地强大起来了，并开始迈进国家的门坎，正式成立国家。到楚君熊通时，大大地发展了先辈的胆量和豪情，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令世人刮目相看之举。军事上，他首先攻打周王朝封在南边涢水流域的姬姓随国，迫使随国与楚订立和约。政治上，他以发展壮大的军力作后盾，大胆地向周天子要晋升的封号。熊通派打败了的随国到周天子面前去通报这一要求，周天子这时虽然大势已去，可外头的架子还没倒，因此拒绝了熊通的要求。熊通凭着一股盛气，干脆把周天子撇在一边，毫无顾忌地自己树起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旗号，自封为楚武王。

武王熊通借助胜利的激励，向外拓展的劲头越发不可收拾，他一鼓作气地灭掉了郧国、权国，随后又向东灭掉了卢戎、罗国。这时楚国的疆域东边已达汉水，北边与邓国接邻，西边到达彭水，南边则已抵长江。(何浩《楚灭国研究》)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他终生征战，为后世挣下了一份颇为丰厚的家业。武王之时，楚国已打破仅以江、汉、睢、漳为楚疆的界限，开始了向北向东的扩展。自武王之后的文王，继承先父的遗志，继续向外拓展，他征服了周朝封在汉水之北的姬姓诸国，又把势力扩展到南阳盆地、淮河流域和洞庭湖以北。在疆域大大扩展的辉煌胜利面前，文王觉得还把楚都放在西边一隅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迁都。于是楚文王把楚的都城由丹阳迁到了郢。这时的郢还不是江陵纪南城，具体位置虽有争议，但郢处于靠丹阳东南的江汉平原腹心之地则是大致无误的。文王之后的成王拓土更广，他灭国十三，并征伐了东南的夷越，把江淮流域归入了自己的版图，使楚国的地盘达千里之广。成王之后两世的庄王，已进入春秋中期，他是楚国历史上又一个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国君。在他统治期间，楚国不仅继续向西、向东扩展，而且与南边的吴越结成联盟。继晋文公称霸之后，楚庄王登上霸主之位，并在周天子的境内陈兵示威，并询问象征周天子权力的九鼎轻重大小如何，一副雄心勃勃、年轻气盛的姿态，周王也奈他不得。楚人实现了数代人梦寐以求的心愿，洗净了数百年所受的屈辱，以自嘲为蛮夷之民的身份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从此，不再有谁敢轻视这一新兴的大国了。楚国的威势和地位这时达于顶峰，此后的各代楚王虽然也有扩张和战胜之举，但威势都不及庄王，只是奋力开拓壮大楚国的传统却一直继承下来。

楚共王至昭王时，楚国不断奋进开拓的精神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楚国的疆域这时达到了春秋时的最大面积，东边已达淮南，北到方城之外的郑国边境，与晋对峙，西达川陕之地，南起五岭到达长沙、常德、衡阳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安徽(长江以北的西半部)、河南(南半部)，以及陕西的东南角、广西的东北角、广东北部等大片地区，地广达三千里。这片土地中，湖北和湖南所占的比重最大。楚文化进入湖南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早期，这期间主要是民间的往来，楚人政治势力的进入应该已到了春秋中晚期，这一点从考古的遗存中可以看出来。同时史书也记载，楚文王时起，开始涉足洞庭湖以北，为避免当时处于荆山东麓的罗国与卢戎再次联合攻楚，文王灭掉罗国后，把它迁到当时尚未开发的湖南汩罗。(何浩《楚灭国研究》)这是楚人最早向湖南派出的开拓者。随后楚成王又奉周天子之命，负责镇抚南方夷越，经营南方，因此才出现了一个“楚地千里”的局面。楚共王时又曾有“抚征南海”的举动。被楚人称为“南海”的地方，就是湖南中部的沅、湘、资流域的群蛮居住之地。这时民间的交往也日益扩大。春秋中后期的楚平王，除继续征讨湘西以外，开始对南方进行一些建设，如在州、屈两地筑城等。由于春秋时期楚人对湖南地区的开发和征讨及政治势力的进入，使楚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发展。楚人的先进的制度、耕作方法、手工业技术等等，都影响着这一地区百濮、夷越和群蛮等少数民族的较落后的文化。到春秋末期，两湖地区的文化已基本融为一体，湖南的沅水、湘水、资水流域发掘出的大量的春秋楚墓可以证实这一点。此后两湖地区的基本文化因素已是楚文化。进入战国后，楚人的大举南进更加促进了这种融合。

历史进入到战国的时候，楚人带着春秋时期的辉煌成就，以无可争议的大国地位进入到战国七雄的行列。七雄的逐鹿将是对国力和国君强弱的更大考验，楚人在战国舞台上更进一步地显示出它勇于开拓、奋力进取的传统精神。这时楚国的扩张目标是东面、西面和南面，在北面楚人已和中原诸国处于毗邻和针锋相对的状况，楚国向西、向东、向南扩张的目的，就是为了聚集一切可以聚集的力量与中原对抗。还在春秋末期，明智的楚惠王就已经开始实行发展东方、经营江南的战略。越国灭掉楚国的夙敌吴国之后，越、楚瓜分了吴国的土地，楚惠王自此开始了向东的发展，他把势力扩展到泗水流域，灭掉淮北的陈国、蔡国和北边的杞国、莒国。中原诸侯国为抑制它的发展，不断攻击楚国北部的边境，西边兴起的秦国也开始窥视楚国的地盘。进入战国后，楚人一方面巩固北方边境，同时也开始经营自己广阔的后方，向江南发展。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开始了楚国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吴起向南收服扬越，使洞庭、苍梧和沅水、湘水、资水这一块纵横大半个湖南的地方涵盖在楚文化的范围之内，成为楚国的疆域。向北边最终吞并了灭而又复的陈、蔡、许等国，以对付强大的三晋。继悼王之后的楚宣王和楚威王，又一次在强手对峙的状态下，扩展了自己的疆域。楚向西夺取了汉中以南的巴及黔中之地，向东南灭掉越国，到战国时期为止，楚灭国达六十一个(何浩《楚灭国研究》)，居各国灭国扩疆之首，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国，楚国的疆域此时已占周朝疆域的一半。当时的游士苏秦向楚威王游说时，曾这样概括楚国的疆域：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在西边有黔中、巫郡之地;东边据有夏州、海阳;向南据有洞庭、苍梧;北边占有关塞，汾陉和郇阳，地方达五千里。清代史学家顾栋高更是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之势尽在楚矣。”(《春秋大事表》)

军事上的扩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疆域的扩大，同时也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楚国的文化向东、向南、向西广为扩散的同时，也不断地吸取中原地区和周边各国的文化精华，逐步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文化，形成为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各地文化影响的绚丽多彩的楚文化。

楚国的疆域在战国“宣威盛世”时达到楚历史上的极盛，然而这种极盛之势在群雄争霸的情况下，稍有不慎，马上会招致众诸侯国的攻击，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楚国的开始陨落是在楚威王统治的末期。首先是北面魏国乘楚威王之死，攻取楚径山;后虽经怀王上台后苦心经营，击败魏师，夺回土地，但由此群雄开始合力攻击楚国。怀王时，宋国又打败楚国，夺取楚国在淮北的土地三百里，使楚国的势力退出泗水流域。西边的秦国这时已经过商鞅变法，国势大振，自然就把疆域最大的楚国和强大的齐国看作主要的敌人。楚怀王的无能使得秦国连连得手，导致楚国的大片土地丧失。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楚秦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汉中郡落于秦国之手，这就等于让秦国打开了楚的后门，使秦国对楚国的进逼步步成功，随后秦国又攻占了楚召陵。对于背后的攻击，楚国不仅不加抵御，反而自恃在东边尚有可以伸展的余地，一直图谋向东南发展。楚占领越国都城吴之后，在吴地设江东郡。与此同时，西边的秦国却味口大开，利用国力的强大和战略方针的得手，大口吞食楚国的地盘，到怀王之后的顷襄王之时，终于让秦将白起攻陷了郢都，楚国不得不退出郢而迁都于陈，即今安徽淮阳。楚国丧土迁都的主要原因在于，楚不能很好地与北边的诸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反而对秦国洞开了西边的大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至此，楚国的国土已丧失一半，虽然顷襄王后来又夺回了秦占领的江旁十五邑，将其改作郡作为抵御秦东下的据点，但已是强弩之末。顷襄王后期，楚国趁秦伐韩、赵、魏时，得到一段短暂的喘息之机，但也仅仅只能偏安于东境，经营着陈郢之地，偶而有向东攻取之举。楚考烈王时期，由于诸侯的联合，暂时扼制了秦国的东进，考烈王不失时机地灭掉了东边的鲁国，小邾、邾、邳和费等小国，考烈王后期，楚与三晋和燕打算合纵攻秦，但没有成功，楚国又一次被迫向东迁都，到达寿春，即今天安徽寿县。此后秦与楚多次交战，尽管这时还有约三千里江山，并占有丰富的铜铁出产，但毕竟二次迁都，元气大伤，大势已难以挽回。面对强秦的进攻，楚国虽然也曾竭力抵抗，偶有胜时，但最终还是战不过蒸蒸日上的秦国。公元前223年，秦王翦、蒙武攻破寿郢，占领淮南，楚王负刍被俘，楚国灭亡。

自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后，秦国就在这里设立了南郡。当秦国全部占领楚地以后，将这里全部改为秦所属的郡县。南郡所属扩大到湖北的大部分，将今湖北的南部和今湖南的大部归属长沙郡，今湘鄂两省的西部，即湖北的西南部和湖南的西北部归属黔中郡，另外楚国的部分地区划归南阳郡、汉中郡和九江郡等。楚国虽已为秦所灭，国土也被分散，湖南湖北的地域有分有合，但楚国原有的文化已根深蒂固，生命力极强。除了被秦人彻底搬迁夷平之地的楚文化被硬性中断以外，如楚郢都纪南城，其余被秦人占领的地区，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下来。强烈的楚文化的观念，以及蕴藏在楚人心中的复兴楚国的意识，由于秦人的专横的压制和暴虐的摧残而最终爆发。秦统一六国仅十二年后，就由楚人陈胜、吴广聚众举起了“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揭竿起义。《史记》记载，当时“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陈胜、吴广顺应民心，立国号为“张楚”(意为复兴楚国)。陈胜、吴广死后，起义军拥立楚怀王的后裔熊心为王，并仍称楚怀王。最后由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汉朝。有学者言，汉朝之所以称为汉朝，是因为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和巴、蜀，称之为汉王，刘邦称帝后不改国号，如此而已，究其实，汉朝是楚人建立的。(张正明《楚史》)此话不无道理。汉初，将全国的行政设置改为州，全国共分十三州，州下设郡。原楚地所辖的湖南湖北的绝大部分都划为荆州。这与楚人所建立的汉朝有意光大楚文化，凝聚楚意识，恐怕不无关系。

从湖南发掘的许多汉墓中，发现其基本风格仍然是楚式的。长沙发掘了秦至汉代的上千座楚墓，长沙马王堆还出土了几座大型的西汉墓，所出器物风格与楚文化的风格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政治制度、文字、货币、道路以及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强制性的统一，然而扎根于社会和人们传统观念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却不是可以轻易统一或取代的，它需要的是更先进的文化和更强有力的文化观念。长时期的相互影响，才能互相融合，产生出新的文化。

东汉王朝因袭西汉的旧制，两湖地区也大致囊括在荆州之内，荆州下设的六郡一国中，除南阳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外，其余南郡、江夏、桂阳、武陵、零陵五郡及长沙国所辖俱为楚地。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荆州一分为三，曹魏据有沔口到宜城一带;孙吴开始仅占有鄂州一地，后又占领南郡;蜀汉则向南发展，占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后刘备又向孙吴借得南郡，共占有荆州五郡，汉时的荆州已大部归刘备所有，所以《三国演义》中称刘备借南郡为“借荆州”，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三国后期，曹魏在南阳立住脚，称此地为荆州，孙吴占据江陵，又收蜀汉所占的江南五郡，也称所据地为荆州。西晋统一后，曹魏的荆州与孙吴的荆州合并为一，下属郡二十二个，基本上将楚国时期的两湖之地包括在内，外加上楚国在河南的地盘。直到这时，楚国原来的地盘仍大体保持在一个行政区内，两湖地区也基本为一体。

东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荆州就开始被不断地重新组合，基本上处在分裂状态。隋朝统一后，起用汉朝的旧制，分全国为九州，两湖之地仍被归于荆州之内。唐朝改州郡为道，依据山川的形势，划全国为十道，唐玄宗后又增为十五道。两湖地区统而划之分属于山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淮南道和岭南道等监察区内，其中湖北的大部分归山南东道管辖，湖南则大部在江南西道之内。这种划分虽已打破过去楚地的界限，但对两湖地区却基本上还是作为一体看待的。唐代宗广德四年(764)设置湖南观察使，这是湖南之名最早出现在历史上。(《湖南省志·地理志》)五代十国时，大体上如南北朝时一样，两湖处于分裂状态。宋朝时期出现了一点值得注意的新情况，那就是两湖地区开始分置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北路的治所在江陵，南路的治所在潭州。虽然两湖地区仍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却预示着两湖之地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划分，并为后来的两湖分离提供了新思路。

元朝改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省，下设道。湖北分属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和湖广行省;湖南分属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但湖北、湖南的主体部分则包括在湖广行省之中的荆湖北道、川南江北道、湖南道和岭北湖南道内。

明朝建立后，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承袭元制，但在设置上进行了重新安排。废除行中书省，在全国设十三省，省设布政使司，直属中央。湖南湖北同属于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称为湖广布政使司，治所在武昌。这一行政设置已大体在今天两湖的地理区域内。湖广布政使司下领府十五、州二，属地在湖南境内的有七府、二州，属地在湖北境内的有八府。

清朝沿用明代的行省制，清康熙三年，湖广分省而治，在康熙六年(1664)时，最后将两省之名确立下来。(潭天星《湖广分省时间小议》)到这时为止，两湖之地的行政管辖权才最后完全分离开来，这就大体上是今天的两湖行政范围。历时二千多年的历史，两湖之地始终是互相交缠在一起，或统而合之，或分而治之，但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地理沿革的历史过程，包容着两湖地区千百年来文化上的一体性、相似性和相容性，它应属历史 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