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疲于挣扎的江西书院

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疲于挣扎的江西书院

明初江西书院很不景气。洪武、永乐年间,朱明政权的文教政策走向专制。明廷尊孔崇儒,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治世用文,选择文士为官吏;实行文化专制,屡兴文字狱。学术事业的发展倍受摧残。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讲的,“自八股出而古学弃,《大全》出而说经亡”。洪武、永乐两代重视官学,对书院采取冷落的态度。而江西、由于反对派较多,则倍受冷落。自洪武到永乐近六十年,江西只新建二十八所书院,修复十余所,像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连一所书院也没有。

明初江西书院冷落的局面,在洪熙以后逐渐有所缓解。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是“鹿响再振”。白鹿洞书院在元末为兵火所毁,明初,其废址仅仅作为“昔贤遗教地”,供文士们徘徊仰止,感怀咏叹。但也因为有这批当时有较高地位的文人、墨客前往白鹿洞凭吊古迹,结社唱和,因而后人称之为“鹿响再振”,为后来的重建洞学作了舆论准备,也为明代江西书院的重修发展作了准备。洪熙以后,明初的动乱已经过去,内部逐渐趋于稳定,过去的高压政策也开始缓和,新建和恢复了许多书院。在洪熙至弘治的八十余年间,江西书院的数量虽没有大量增加,然而诸如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鹅湖书院、槐堂书院等著名的书院由地方官吏,甚至高级官吏带头倡复,这不能不意味着明廷对书院在政策上已有松动。进入洪熙以后,江西的地方官吏带头兴复,创建了许多书院。翟溥福、李龄、苏癸、邵宝、韩雍、姚堂等人在这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翟溥福对白鹿洞书院的修建最有影响。正统三年(1438),翟溥福重新修建久已荒废的白鹿洞书院。这次重建白鹿洞书院,基本上恢复了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名称上略有差异,将礼圣改为大成。另建先贤祠(又称三先生祠),祀李渤、周敦颐、朱熹,并以程颢、程颐、张载、陈瓘、刘涣父子配享。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系地方官员捐俸为倡,率星子、都昌、建昌三邑人士集资修建的,所以白鹿洞书院并未列入朝廷官学建制,仍是地方人士公建的“乡党之学”。翟溥福对于白鹿洞书院的重建是“鹿响再振”的实践。他在江西、在全国,为书院的兴复起了带头作用。他使白鹿洞书院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明清白鹿洞书院建设规制的基础。

洪熙以后,明廷在书院政策上的松动,使书院得以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当时,江西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等人创办书院及讲学活动颇为著名。

明代,江西讲学的大师首推吴与弼。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崇仁人。吴居于乡间,自食其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遂修小陂书院。这是所既要劳动,又要读书的书院。吴的讲学,史称其开“崇仁之学”。吴与弼的理学,讲的是身心修养,是通过履践和读书来修养身心。这是明代王学的发端。其高足有陈献章、胡居仁、胡九韶、娄谅等。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人。胡居仁是小陂书院最著名的弟子。他安心山野,以颜渊为榜样。后来,他也用这个榜样来感召学徒。应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与钟成之聘,于成化三年(1467)与十六年(1480),他前后两次赴白鹿洞书院掌教。在此期间,胡居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制定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六条,其纲目如下:“其一:正趋向,以立其志。其二:主诚敬,以存其心。其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其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其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其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这是继朱熹手订《白鹿洞揭示》以后影响最大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胡居仁在白鹿洞书院亦留有诗文和讲义,其著作多保留在《敬斋集》中。

明正德、嘉靖年间,江西书院的发展在前段的基础上进入高潮。这时,由于科举腐败、教育空疏、科举八股中又有种种弊病,如贿买、钻营、递卷、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的产生,以致造成中举者竟有不知史册的名目、朝代的顺序、字书的偏旁的怪事,因此一些理学家便开始在书院中讲解理学,书院由此发展起来。正德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06—1566),共计六十一年。在江西平均每年兴复或新建两所多书院。从数量上说,应是空前的。从书院的教学活动看,江西王学特别活跃,产生了讲会式的书院群体,在全国也处于前列的。王阳明和湛若水是明代有名的两位理学大家。江西是他们主要活动场所。两人有着很深的友谊,都喜欢建立书院,还经常互相讲学,不少弟子跟随其后,设讲坛,聚众会讲,更使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于世。王阳明把课程分为三类:诗歌、习礼、读书。他认为学生每天的课程分成五节为宜:第一考德;第二背书、诵书;第三习礼或作课艺;第四复诵与讲书;第五歌诗。这些不能不说是江西书院的一大特色。

隆庆、万历之际,江西书院承前余绪继续发展,虽遭张居正、魏忠贤废毁书院的打击,直至明末,才因整个局势的败落而走下坡落。明末,随着王学渐衰,在江西书院出现了“时文”(即应科举之“八股文”)的聿兴。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皆抚州人士,以“时文”巨匠名扬四海。这就表现了士人求学目标的变化,亦为清代江西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