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在牵制中发展

元廷由于思想统治的需要，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朝。元朝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制度，而且，对于书院，也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态度。其干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接管宋代官办的书院，如对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鹅湖书院等。二是依据好学之家的要求，由地方呈请，朝廷立案赐额、置田，派官员主持。

宋末隐退的官员、士人，在元朝统一江南以后，仍不愿出仕，他们隐居授徒讲学，有建书院自处，或受聘于私家学馆。如玉山五奕、五介翕父子隐居怀玉山建斗山书院讲学。元廷对于这些办学和教学的士人采取了因势利导、争取利用的开明政策。对其中相当的书院给予承认、支持、立案、置田、拨款、授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宋代遗民的反抗情绪? 又使这些士人的教学活动受到控制，为己所用。元政府的文教政策，使书院在元代仍有发展，但一开始就为官府所控制。据志书记载，元初修复、重建的前朝书院有六十八所，始建于元的书院，无论大小，约有百所之多，以数目看，也可谓盛极一时。元政府虽广设官办书院，极力控制民间教育，但在江西书院中，学术气氛仍然很浓，各学术流派活跃如昔。书院为学术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同时，各种学术的传播也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在元代江西书院史上，以吴澄功绩最大。吴澄(1249—1333)，字幼清，称草庐先生。崇仁咸口人(今乐安县)。他是有元一代学术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调和朱陆两家之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元代，尤其是南方学术思想的一种重要倾向。宋末元初，吴澄不仅应邀前往隐居学者所建书院，如明新堂、君子堂等讲学，他自己也办起了正中堂、久大堂。另外，他还为安田、儒林、成冈等书屋、义塾撰记正名。关于如何办好这些书院，他在《儒林义学记》中说：“其养之之费有继，其教之之师，亦恶可不慎也欤!”他还给一批由民间发起兴办，而朝廷支持的书院撰文记事，如建昌州李氏山房书院、永丰武城书院、阳本书院等。在这些书院记文中，吴澄肯定了朝廷和地方官对书院的支持，而对于如何教人，他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如在《李氏山房书院记》中记到李燔新创书院祀李常时说：“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爱其亲，蔼然天地生物之心与生俱生，并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必好之”，“仁之为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示有仁之人乎”。故“文定之拳拳于尚书之懿德也”。

吴澄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开创了一个会合朱陆、独具特色的草庐学派，成员众多，他们也都主要是通过书院、书堂的讲学活动发展学术事业的。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虞集。虞集(1212—1348)，字伯生，号道园，江西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无论是在朝任职还是归田期间，他一边讲学，一边为学校、书院撰文。他曾三次光临白鹿洞书院，有《白鹿洞新田记》和《朱文公白鹿洞赋草跋》传世。他对江西的书院甚为关心，有《兰山书院记》《南轩书院藏书记》《张岩书院记》等名篇传世。吴澄弟子众多，在江西亦各有建书院、书堂者。如夏友兰建鳌溪书院、包淮建淝州书塾等。吴澄的草庐学派是元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他们在江西书院中的活动，对于江西书院的建设及书院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产生了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程朱理学在元代仍很兴旺发达，都昌陈澔堪称代表。陈澔继承了朱子的衣钵，活跃于江西书院中，他同时又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学家。元政权建立后，陈澔不求闻达，博学好古，潜心经术，深有所得，尤精于《易》《书》《礼》。居住在都昌马陂聚徒讲学，创建云住书院，也叫经归书院。至元年间，陈澔曾主讲白鹿洞书院二年。

陈澔著述很多，大都散失。他在《礼记集说》中承继师说，对教育问题颇有发挥。如解释“教学为先”时称：“以立教立学为先务也。”解释“教学相长”时称“学然后知不足，谓师资于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后知困，谓无以应人之求则自知困辱也。”“教学相长谓我之教人与资人皆相为长益也。”

总之，陈澔的书院教学与他的著述活动，曾在教育史、书院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此外，在元代江西书院中，还有几所重要而有特色的书院值得一提。乐平的慈湖书院。这所书院是史学巨匠马端临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与乐平县尹翟衡所创建。马端临任书院山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马端临写成其传世巨著《文献通考》。马氏慈湖书院也是江西的名书院，其门人弟子甚众。马氏每有所论解，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其为山长，教学与著述均未丝毫松懈，对江西书院发展贡献不小。瑞州路上高县蒙山银矿的正德书院可看作厂矿办学，虽然所办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传统教育，而非职业技术教育，但是，该书院创办的目标却值得重视。吴澄的《正德书院记》中，曾记述了该书院强调应“正民德”，正各层次之“民”之德。不仅是矿民之子弟，还包括厂矿之民。这种目标或者说这个覆盖面给后来办书院、办教育的人们一种启发。

总之，元代的江西书院，在官府牵制中，仍有发展，而且在牵制发展中，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