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韩国文化·“韩，天下之咽喉”的地理形势

战国时代，韩国主要占有今山西晋东南上党地区和今河南豫中伊洛地区。韩国第一个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这里是韩国前期的活动基地;后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是韩国中、后期的活动基地。韩国迁都于郑之后的地理形势，与魏国迁都大梁后有相类似之处。正如《战国策》形容的那样：“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说明韩、魏两国的腹地皆在中原要冲，属于天下咽喉通道。尤其是两国都城所在地河南豫中和豫东地区，其地势皆“平夷洞达”，“四通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自古为兵家必争，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若是国富兵强，这里可以扼住天下咽喉，退可守，进可攻，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若是国弱兵削，这里便会有“八面受敌”之危。在战国时代，韩国西临秦之函谷关大道，东据号称“天下之枢”的“成臬(虎牢)之险”(《困学纪闻》)，其战略地位尤其突出。所以，在春秋时代，“晋、楚之霸也，争郑”;到了战国末年，“秦之并六国也，始于韩。以虎牢、成臬之险也。”(《玉海·通释》卷九)秦始皇吞灭六国，之所以要从灭韩开始，就是因为韩国地处天下咽喉要道，战略地位突出;同时，在当时的六国之中，韩国又是政治腐败，国弱兵削的最甚者。于是，秦兵遂由函谷关大道东向长驱直入，“拔成臬、荥阳，十九年而韩亡”(同上书)。因此，从总体上看，韩、魏两国自从迁都到河南地区以后，其所处的地理形势“可谓危矣”。

然而，在战国时代，韩、魏两国却巍然屹立于七雄之林达二百余年之久，这又作何解释呢? 《图书编》的作者向我们提出并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达，九有一毂，八面受敌之场也。而战国之时，韩、魏以区区之陋邦，……界于楚、秦、齐、赵四大国之间，……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势可谓危矣。而终能鸡唱荷戈，月沉击柝，继世相仍，为二百年之战国，与齐、楚偕亡。夫以二百年韩、魏之君，岂皆贤哉?咸能不失疆土，则以生于忧患故耳。”这意思是说，韩、魏两国地处天下咽喉要道，又被楚、秦、齐、赵四大国所包围，“八面受敌”，“其势可谓危矣”。而两国所以能够长期雄踞战国，并不是两国的国君都是贤明的君主，主要在于他们身处危境，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居危以求安，终于使国家在恶劣的地理形势下，“不失疆土”，“继世相仍”，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了下来。

当然，在地理形势方面，韩、魏两国的情形又有很大不同。相形之下，魏国土地较为宽广，人口稠密;韩国则土地窄狭，人口稀疏。更重要的是，魏国的东、西两部疆域，大多平原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而韩国除了河南境内的伊、洛河流域外，所在山西境内的上党地区山地多，平原少，经济落后。因此，相对于魏国而言，韩国不但是小国，也是穷国，在战国七雄中是属于“事小国微”(《史记·韩世家》)的弱国。

韩国的地理形势，对于韩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在谈到汉代的颖川地方风情时这样写道：“颖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官，好文法，民以贪遴(吝)争讼生分为失”。这是说，颖川境内的阳翟(今河南禹县)曾经是韩国的都城。至于韩国何时由何地迁都于阳翟，史家说法不一。但是，颖川确曾一度是韩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颖川的地方风情，颇能表现战国时代的韩文化风貌。那就是：申不害、韩非之“余烈”犹存于士人之中，崇尚“仕官”，喜好“文法”，盛行“争讼生分”之风。从汉代的颖川地方风情可以想见，战国时代的韩国曾经是法家学派的重要据点，有着广阔而深厚的法治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