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谥为敬，后人也称为管敬仲。颍上(今河南登封)人。管仲年少时，与鲍叔牙关系很密切，二人一起经商，又多次侍奉君王而又被君王所逐。《史记·管晏列传》 中记载管仲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这就概括了管仲在为齐相之前的大概情况。而他经鲍叔推荐，任齐相后，佐助齐桓公，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诸侯，使齐桓公得以一匡天下而成就了霸业，管仲本人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管仲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 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 这段话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一是对旧法不是简单地革除、废弃，而是要选择那些合适的好的并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第二是对民，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第三对百姓，即对贵族，则要尊重和依靠他们。他的政治思想与措施，简略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管仲主张对四民，即士、农、工、商四种人，应依靠权力与行政手段，使他们“分居定业”，各守其业而不得交流，即“工之子恒为工”。而士则要通过“有司”从 “秀民” 中选拔。以此来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达到这一目的的行政手段就是户籍法。在《国语·齐语》 中就有： “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 “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对于农，规定“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整个齐国分为“五属”。管仲认为分居定业可以使各业人员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职业相同的人交流的都是本职业的事，看到的是本行业的成果和功绩，这必然会有利于同行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行业经验的继承和传授，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如此就能使这些民“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不致于因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及其议论而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和活跃，威胁到统治者统治的正常秩序。
为使民能安居，在征收贡物上，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经济措施，就是把土地依好坏上下有所分别，再根据土地的好坏、上下不同情况征税，使种地的农民无论种好地、坏地，收益上都能大体相当，才能保证农民安居乐业。又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违反农时的现象，重申和提出 “无夺民时”的主张，这无疑是适应农业生产规律的，而他提出的“山泽各致其时”的主张，则包含有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使用，“牺牲不略”是对祭祀乱杀乱宰的适当限制，以利于牲畜的成长繁殖。
强兵，在管仲政治主张中更占特别重要的地位。管仲主张把以军职为业的士重新组织起来，专门从事军事。将国中之士分为15乡，把15乡的行政与军事编制相结合。行政上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 十轨为里，里有司; 四里为连，连为长; 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这样“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 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戎车一乘)，里有司帅之; 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 五乡为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一伍就是一个战斗基本小组，在这种组织中，五人福祸与共，“居同乐，行得同和，死同哀”。《国语·齐语》称这种行政与军事的结合叫做“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同时，又实行以武器赎罪的办法，增加了武器装备，即根据罪的大小，赎以犀甲、戟、盾、金、矢等，齐国也因而“甲兵大足”。
齐桓公与管仲画像砖 出土于山东嘉祥
以威治民，是管仲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张。管仲认为，民只有“畏威如疾”，国家才能好治理。他提出：治政用民要均平相当，把法度作为民的行为规范标准，用赏赐的办法去鼓励人们归正，而用刑罚去纠正偏颇，使社会秩序如同老少关系一样有序，这就是治民的纪纲。而对于君主，他主张君主既要掌握民的生、杀、贫、富、贵、贱的六柄，但又要谨慎使用这些权力，不可随意行使。这样才能做到老少友爱有序，树立起让民服气、服从的君威。
管仲对于处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矛盾提出的是“尊王攘夷”的基本主张。正是由于西周被犬戎灭掉后，南夷、北狄横行中原，各国诸侯处于群龙无首之际，管仲提出的这些内处军政、富国强兵，外尊王室、联合诸侯共同攘夷的主张是极其符合当时历史情况下各国诸侯的要求，尤其与齐桓公的志向相合，因而他的上述主张能被齐桓公所采纳，才能协助桓公成就了一匡天下的霸业。
管仲的功业和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管仲处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化时期，有一批人主张通过变法或立法途径促进和顺应历史的变化，用变法解决和处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管仲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之一。管仲的实践活动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以致后来的法家学派以管仲为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对法家的深远影响。不仅仅是法家，他的功业和思想，也为儒家所称道。其他派别也都承认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名相，是历史上的宰相楷模之一。